凌晨1点10分，虹口区一间还亮着灯的自助洗衣店里，31岁的面包店员工林锐正把刚烘干的工作服一件件叠好。门外是窄窄的街口，便利店的白光照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偶尔有电动车从路边经过，车轮压过积水，发出短促的声响。店里有六台洗衣机，三台正在转动，玻璃门上贴着营业时间，旁边还留着几张褪色的取衣单。林锐下班前在面包房洗过手，袖口仍有一点面粉印。他把两条围裙摊平，沿着缝线折叠，再塞进帆布袋。手机放在折叠台边，屏幕亮了几次，都是同事发来的排班消息。他没有立刻回复，只把一枚硬币从洗衣机旁捡起来，放到透明的小盒子里。那枚硬币上压着一张旧贴纸，写着操妈咪几个字，边角已经卷起，沾了灰。林锐看了两秒，找来一截透明胶带，把贴纸重新压住。他没有撕掉，也没有拍照，只是把台面擦干净。凌晨1点18分，最后一台洗衣机停止转动，店里突然安静下来。林锐打开烘干机，热气裹着洗衣液的味道扑出来。他把白色T恤举到灯下检查，确认没有漏洗的油点，随后把衣服装进袋子。街对面，一家小餐馆刚收起门口的折叠桌，老板把塑料凳倒扣在墙边。林锐关掉自助洗衣店里靠近门口的一盏灯，留下一排机器的蓝色指示灯。出门前，他把门把手上的水珠擦掉，再回头看了一眼整洁的折叠台。夜班结束后，他还要走十分钟回到合租房。第二天早上7点，他会再次站进面包房，把第一批面团送进烤箱。城市没有因为这十分钟停下来，但在这间小店里，一个人把衣服叠好，把台面擦净，也把属于自己的下班时间收拾得有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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