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牛荷刊于2026年2月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牛荷刊于2026年2月2日总第1223期《中国新闻周刊》“深昏迷，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5毫米，对光反射消失。”这一描述出自2024年11月1日上午9时广东东莞市水乡中心医院急诊科的病历记录，当时患者为蒋本武51岁的保安蒋本武于当日执勤时突遇晕倒，随即由120送至东莞市水乡中心医院。经诊断为高血压脑出血后转往上级医疗机构治疗。在救治初期的48小时内，医生已明确表示“无救治意义”，但家属坚持继续治疗。此后，蒋本武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直至送医第13天不幸离世。由于未被认定为工亡，其家属遂将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诉至法院。该案于去年10月9日在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宣判近日，该案件经媒体曝光后掀起舆论关注。近年来，因“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而无法认定为工伤的病亡案例屡见不鲜，涉事岗位范围也相当广泛根据2010年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工伤分为“应当认定为工伤”与“视同工伤”两类。其中，“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以下简称“48小时条款”）属于视同工伤的情形之一，也是实践中争议最大的条款。该条款最初见于2003年国务院发布的《工伤保险条例》，2010年修订时未作修改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超过48小时”“视同工伤”为关键词检索，共查得2000余份裁判文书，其中前600份多为近年来的案件。随着医疗抢救技术持续提升，“48小时条款”在实践中使部分职工家属面临艰难抉择：若申请工伤保险待遇，须在48小时内终止救治；若坚持治疗，则可能因超出时限而无法获得相关保障医疗抢救的条件已有显著改善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指出，蒋本武的情况不满足《工伤保险条例》中关于“48小时条款”的规定，因而决定不予认定其为工伤一位涉案相关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本案中两项关键证据尤为突出：其一是东莞市人民医院转诊医生与患者家属之间的沟通录音，其二是医院事后补充出具的情况说明。蒋本武家属的代理律师古玉箫表示，上述两份材料足以证实，蒋本武在抢救48小时内已处于不可逆转的濒死状态，仅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据该案相关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东莞市人民医院情况说明，2024年11月2日早查房时，医生发现蒋本武已无自主呼吸，脱机一分钟内胸廓无任何起伏；双侧瞳孔散大、固定，对光反射消失，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降至最低的3分；同时，其血压需依靠血管活性药物维持。说明指出：“自该日起至2024年11月13日出院前，患者始终处于上述状态，未见任何改善。”古玉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对于此类案件，许多法官并未一概否定家属的诉求。不过多位基层法院法官透露，《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绝大多数类似案件的判决仍严格依照《工伤保险条例》中的“48小时条款”，除非在其他事实和证据方面具备显著充分性古玉箫强调，认定视同工伤必须同时满足“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以及“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三个要件，缺一不可。他指出，在所有“抢救无效死亡超过48小时”的类似案件中，最终被认定为工伤的案例极为少见工亡补助金数额并不少。依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按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发放。国家统计局于1月19日公布的数据指出，202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502元，据此推算，2026年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约为113万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社会法研究所所长娄宇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48小时条款”的立法本意在于简化工伤认定流程。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工伤认定通常需证明疾病与工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实践中操作难度极大，因导致死亡的因素错综复杂。“为此，立法上设定‘48小时’这一清晰时间节点。”他认为，此举本质上是以形式化标准替代实质判断，旨在实现同类案件同等处理。然而对于突发严重疾病而言，若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生存希望已几乎为零。即便将时限延长至100小时，类似争议仍难以避免，总有人恰好卡在临界线上“48小时条款”的争议始终未平。多位受访者指出，在此类案件中，绝大多数家属并不会在早期决定终止抢救或主动要求拔除生命支持设备。依照现行法律规定，“48小时”的起算点以医疗机构的首次诊断时间为准。武汉一家三甲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梁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该条款与当前临床救治能力严重脱节，在实践中既缺乏充分科学支撑，也未体现对生命的尊重与人性化关怀。现实中，绝大多数医生难以因这一时限而放弃积极抢救近年来，类似蒋本武的案件数量呈上升态势。古玉箫指出，主要原因在于医学技术的进步，使此类事件更易被发现与记录。同时，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年长劳动者比例增加，导致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的案例也随之增多。此外，互联网及各类社交平台的发展，也显著提升了公众的法律意识多位临床一线医生指出，在当前医疗条件下，维持脑出血、脑梗死等重症患者的生命体征超过48小时已非难事。梁鑫举例表示，得益于呼吸机、体外膜肺氧合（ECMO）等设备的广泛应用，以及专业团队的持续轮班抢救，实际抢救时间常被技术手段延长，然而这并不代表患者最终能够成功获救脑死亡立法为何举步维艰？蒋本武突发脑出血，出血量达62毫升。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樊东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脑梗死或脑出血发生后，患者不仅面临局部血流中断，还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不可逆的脑损伤，严重者极易演变为脑死亡。临床上，脑出血量超过60毫升即被界定为灾难性大出血多位受访专家表示，一旦确认患者处于脑死亡状态，即使通过医疗设备维持心跳与呼吸，也仅是维系一种“表面生命征象”，对患者而言已无实际意义。“脑死亡”指的是包括脑干在内的整个大脑功能发生不可逆转的丧失。（）前述医院出具的情况说明表明，蒋本武住院期间并未进行脑死亡判定。本案争议的核心在于：自医院首次就诊起的48小时内，蒋本武是否已处于脑死亡状态。“若诊断记录中明确出现‘脑死亡’的表述，法官支持当事人主张的可能性将显著提高。”古玉箫指出一篇发表于2025年的《中国检察官》文章强调，准确判定死亡时间在突发疾病导致职工死亡并认定为视同工伤的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适时将脑死亡纳入工伤认定的死亡标准，有助于缩小法律规范与医学发展之间的差距“48小时条款”的争议背后，折射出一个更深层次的议题：随着医疗技术持续发展，法律应当依据何种标准来界定死亡？从医学角度出发，死亡认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心肺死亡标准，即以心跳和呼吸停止为判定依据；二是脑死亡标准。在器官捐献实践中，许多案例均采用脑死亡作为判断死亡的标准脑死亡立法是推动更具体法律制度建设的前提。国际上已有众多国家完成相关立法，通过法律明确脑死亡的标准及认定程序。我国方面，2019年《中华医学会》杂志发布《中国成人脑死亡判定标准与操作规范》，在医学领域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脑死亡判定技术体系，但脑死亡仍未纳入正式立法范畴古玉箫指出，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我国依然以心脏停跳作为判定死亡的标准。即便未来脑死亡经立法程序被确立为死亡认定的参考标准之一，针对工伤死亡的认定，仍需相关职能部门出台配套法规或指导性文件予以明确。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脑死亡立法在我国只是时间问题；从医学共识到社会认知层面，脑死亡作为科学概念已获得广泛认同国内脑死亡立法为何推进艰难？樊东升指出，脑死亡状态下长期维持生命体征，本质上是对医疗资源的巨大消耗。脑死亡立法的核心难题，并非医学判定技术是否完备，而在于一旦开启这一制度入口，或将触发一系列难以预见的“蝴蝶效应”他进一步解释，长期以来，推动脑死亡立法最直接、最现实的动力，主要源自器官移植领域的需求。当心肺功能不可逆停止后，器官往往已经历较长时间的缺血缺氧，导致移植质量和成功率显著降低。理论上，引入脑死亡标准有助于缓解器官短缺问题，但如果相关法规或判定标准不够严密，就可能被滥用；一旦失控，带来的将远不止医疗层面的问题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原三级高级检察官田志鹏指出，现实中曾出现过类似案例：有医生在未经家属同意的情况下，仅以患者脑死亡为由，擅自为其亲属或熟人摘取器官部分阻力源于制度层面的系统性风险，可能诱发连锁反应。王岳指出，若脑死亡被正式纳入法律认定标准，死亡时间将大幅提前，导致大量原本因心跳停止超过48小时而无法认定为工亡的案例得以重新归入工亡范畴，这将显著扩大工伤保险的赔付范围，加重工伤保险基金的负担，同时可能引发新旧认定标准之间的衔接争议在实际操作中，脑死亡的判定标准极为严格。樊东升指出，医生不会对每位濒死患者都启动脑死亡评估流程。在正式检测前，患者需首先符合临床判定条件：深度昏迷、脑干反射消失、无自主呼吸。此后，还需通过一套完整的标准化程序进行脑死亡检查，涵盖电生理检测、脑电图（EEG）、经颅多普勒超声等多重手段，依靠多次反复的综合判断加以验证。“脑死亡的确诊必须依赖多种检测方法相互印证，确保所有功能均已不可逆地丧失。”多位受访者指出，全国范围内仅有少数大型医疗机构具备脑死亡判定的资质与能力。根据《中国成人脑死亡判定标准与操作规范》，执行脑死亡判定的医生须是临床工作满5年以上的执业医师，且仅限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重症医学科、急诊科及麻醉科医师担任，并需完成规范化培训。在实际判定过程中，至少两名临床医师需同时在场，其中一名必须为神经科医师，各自独立作出判断并达成一致意见樊东升指出，一旦临床确认脑死亡，病历中必须明确标注“已发生脑死亡”，并详细记录判定依据及所参照的检查项目与标准。无论是开展器官捐献程序，还是决定停止积极抢救，都必须以这份书面结论为前提。若仅依赖医生口头判断而未在病历中清晰记载便启动相关流程，将在医疗规范和法律责任层面埋下重大风险隐患有哪些应对措施可以缓解情况？2025年11月20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工伤认定中“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等情形进行了进一步明确。然而，该意见未触及舆论广泛关注的“48小时条款”娄宇指出，官方在此事上的处理方式一直沿用既有模式，主要原因在于现阶段尚难以推出一种既能更趋合理、又不带来新制度风险的解决方案。（）“48小时条款”是国内工伤保险制度的一项独特安排，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职业伤害认定体系中，并无完全对等的机制。娄宇指出，国外通常侧重于实质审查，核心在于判断突发疾病与工作之间是否存在直接且关键的联系，但这种标准在实践中难以确保类似案件得到一致裁决是否存在一些缓和措施，以降低由此产生的争议？娄宇指出，当前可从补充性政策着手。他举例说明，厦门在实践中已进行探索，对依赖呼吸机等生命支持设备维持生命的患者，不再僵化适用“48小时条款”，而是同样予以工伤认定。这一做法虽属于现有法律框架下的例外处理，但目前仅限于本地施行他建议，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典型判例，以统一裁判尺度。例如，明确哪些使用呼吸机的情形可纳入豁免范围、哪些情形不适用，并通过具体案例予以界定。虽然地方法院也可能公布相关典型案例，但其对其他地区的参考作用相对有限记者注意到，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地方法院已尝试将“48小时之内发生脑死亡”作为裁判依据。2018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王海燕等人在《人民司法》上发表文章，提及一起案例：当事人在抢救过程中，医院首次诊断其处于脑死亡状态，后因家属放弃治疗，最终宣告心肺死亡。该当事人的脑死亡时间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中“48小时之内”的规定。法院据此支持了当事人的主张，该案一审、二审均判决胜诉前述发表于《中国检察官》的文章指出，经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地的高级人民法院已有多起将脑死亡作为工伤认定中死亡标准的判例，而中级及基层人民法院的相关案例则更为普遍。“然而总体而言，此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仍属少数。”古玉箫表示记者查阅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获悉，自2021年以来，该院多次公布涉及“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的工伤认定典型案例。在2024年7月发布的一则案例中，尽管病历未明确记载入院抢救48小时内符合脑死亡的临床判断标准，但综合病历资料及专家会诊意见，当地检察机关最终认定该患者于48小时内已发生脑死亡，accordingly被视同工伤此外，多位专家建议，在推进制度调整之前，应加强对临床一线的系统性调研。梁鑫指出，若相关部门能深入医院，针对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病例开展实证研究，并结合近年医学数据重新评估或修订相关标准，或将更符合实际情况田志鹏认为，现有的工伤认定机制显得过于僵化。他强调，法律本质是在各方利益博弈后达成的折衷，其核心在于这种折衷是否公正、是否实现平衡，而这一点正是当下关于工伤制度争论最激烈之处2021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工伤认定和工伤保险类行政检察监督典型案例》。在其中一则案例的“典型意义”部分明确指出，检察机关办理涉及工伤认定的行政诉讼监督案件时，应全面理解《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宗旨；针对法律条文不清晰的情形，应当秉持保护劳动者等弱势群体权益的立场进行解释与认定《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5期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须事先获得书面授权林芝昌都发布道路结冰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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