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C边哭

　　9月1日20时40分，建国路地铁站D口旁的自助洗衣店里，只亮着靠墙的一排白灯。一名穿浅灰衬衫的男人蹲在烘干机前，把一件件校服从网袋里取出来，铺在折叠台上。他先抖开白衬衫，再把袖口和衣领压平，随后用一支黑色水笔在透明姓名贴上写字。店内的电子钟显示20:40，靠门的日历被翻到“9。1”，旁边贴着几张洗衣价格表：小件烘干12元，大件烘干20元，夜间洗涤每桶18元。男人没有急着离开。他把两条深蓝色裤子的裤脚对齐，检查口袋，摸出一枚公交卡和几粒硬币，放到台角的小托盘里。机器转动时，玻璃门外不断有人经过，地铁广播从地下通道传上来，声音被车流和风声切成一段一段。男人的手机放在洗衣篮上，屏幕停在一张购物清单上，最上面写着“黑色签字笔、白袜、透明胶带”，下面还有一行较小的字：“9。1，早上7点前”。他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钟，把已经烘好的校服叠成两摞，用塑料袋分别套好。店里没有播放音乐，只有烘干机的低鸣和洗衣机排水时短促的响声。男人把姓名贴逐张贴到衣服内侧，又拿出针线盒，给一只脱线的书包肩带补了三针。20时58分，他把最后一件外套塞进袋中，拎起衣篮，站在门口理了理衬衫下摆。门锁发出提示音，玻璃门合上，店内仍留着一盏灯，照着折叠台上没来得及收走的胶带和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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