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下午四点半，东四一条胡同里的旧书店刚亮起门口的暖灯。店面不大，玻璃门上贴着本周到货清单，旁边摆着几把给路人歇脚的木椅。一名二十多岁的男生站在靠墙的杂志架前，手里拿着一本旧的流行文化刊物，低头查看目录。他穿灰色连帽衫，背包放在脚边，翻页动作很慢，遇到折角的页面便用指腹压平。那本杂志的封面已经褪色，人物照片只剩下柔和的轮廓，内页目录中印着安斋拉拉的名字。男生没有拍照，也没有把杂志带到收银台，只是看完一页后退开半步，把它重新放回原处。店主坐在柜台后整理当天收到的明信片，偶尔抬头看一眼门外。胡同里有送餐车经过，车轮压过石板路，发出连续的轻响。四点五十分，两个下班较早的邻居进店挑选旧地图，男生让出书架前的位置，转身走到唱片区。他拿起一张九十年代的城市民谣唱片，先看封套上的街景，再询问店主是否能试听。店内没有播放设备，店主便指向墙角一台老式唱机，说电源要等闭店后再接。男生点点头，把唱片放回架上，又在便签本上记下编号。外面开始下小雨，门口的遮雨棚被雨点打出细碎声响。六点十分，他买了一本没有封面的城市摄影册，付款时顺手把门边一把湿伞移到墙下。店主递给他牛皮纸袋，提醒他袋底有一处旧胶缝。男生道谢后离开，沿着胡同向地铁站走去。书店恢复安静，杂志架上的那本刊物仍保持着刚才的角度，封面下方的安斋拉拉几个字，被窗外的灯光照得清楚。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资深网球爱好者张先生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感慨，“原来就不好预约的网球场，在郑钦文夺冠后，更不好约了。”他说：“我经常打球的球馆最早预约时间是提前一周的早上七点，但是现在到点就秒没，手一慢就显示预约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