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议论再度引发广泛关注。事实上，不少公众的认知还停留在“垃圾围城”是中国城乡共同治理痛点的阶段。而如今，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垃圾山”消失；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产能富余，甚至出现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现象。这幅复杂且不断“反转”的行业图景，引发“垃圾变少了”的误读不断在互联网蔓延。那么，当下全国垃圾处理的基本面究竟如何？如何理解有些焚烧发电厂“垃圾不够烧了”的说法？“新华深读”记者实地探访北上广深等大城市，以及全国多地乡镇的垃圾填埋场、焚烧企业，对话政府官员、企业家、垃圾处理行业人士和专家学者，深入探究中国垃圾处理的现实真相。多地“垃圾山”纷纷消失深圳罗湖区的一座“垃圾山”如今成了“网红山”。社交平台上，有人拍照“见证历史”，有人感叹“垃圾山也能变金山”。这座山是填埋了多年垃圾的玉龙填埋场——深圳最早的简易生活垃圾填埋场，1983年启用，1997年停用，2005年封场。封场时的垃圾量达255.15万立方米，堆积高度达到110米，相当于30多层楼那么高。最近记者实地采访发现，“垃圾山”已经抹平，挖掘已深入地下。为了不让异味影响周边居民，施工现场搭建起全国最大跨度的全密闭绿色“天幕”，将扬尘和臭气牢牢锁在罩内。紧邻其侧是日夜轰鸣的垃圾筛分车间。为什么要挖掉这座埋了多年的“垃圾山”？填埋场环境修复工程设计师曹泳民指了指不远处的高楼说：“这里曾经是城市边缘，现在周边满是写字楼和住宅了。”2024年，这一全国开挖体量最大、整体实施的垃圾搬迁治理工程启动。每天玉龙填埋场挖出垃圾6000吨，渣土车进出达500次。其中，塑料、橡胶等轻质可燃物运到垃圾焚烧厂发电。“这不仅是还环保旧账，更是抢发展空间。”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党工委书记饶一鸣说，修复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完工，之后这里将释放约30万平方米连片用地，规划建设近百万平方米的数字产业集聚区和生态绿谷。从深圳向北100多公里，位于广州白云区太和镇的兴丰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正在推进存量减量，逐步实现“瘦身”。与“清场”式的开挖不同，广州的举措意在“腾库容”。广州环投集团生产与安健环部总经理刘文介绍，项目每日将兴丰填埋场挖出的陈腐垃圾与原生生活垃圾配比掺烧，平衡炉膛热值，确保焚烧设备稳定运行。刘文指着远处被黑色防渗膜覆盖的山谷说：“腾出的库容要作为城市的‘战略储备’。万一紧急情况导致垃圾处理能力跟不上，这里还能顶上。”今年5月，山西柳林县寨东村垃圾堆积事件引发关注，当地政府迅速整治，数年积存的185吨垃圾在48小时内由12台机械清运至正规处置场。从“垃圾围村”到“垃圾清零”，基层治理效率提升的背后，是全国历史遗留存量垃圾正在加速消化的缩影。这些纷纷消失的“垃圾山”背后有一个共性真相：不是垃圾“没了”，是治理目标升级了。目前，全国80%以上城市完成了陈年“垃圾山”整治，填埋场封场修复、生态复绿正在成为主流。据北京市丰台文旅集团副总经理胡振兴回忆，北京园博园建设前，此地遍布砂石坑和填埋场，垃圾遍地、地表裸露，是京西最大的“风沙源”之一。数百万吨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用于地形塑造；砂石坑“因地就势”改造成燕台大观、云台叠翠等景观；种植水生植物过滤水体，构建近自然植物群落形成稳定生态系统……经过约三年治理，“风沙源”已变身为“生态园”。数据显示，北京共有22座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均已停止接收新垃圾，进入停用或封场维护阶段。2025年的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日均产生需要处理的生活垃圾均在2万吨以上。若按1米高度平铺，一座超大城市一天的垃圾就能铺满20个标准足球场。令人欣慰的是，填埋生活垃圾在超大城市已成为“过去式”。2021年前后，上海、深圳和广州率先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北京也于2024年迈入这一行列。至此，北上广深不再有接收原生垃圾的填埋场。飞速进化的垃圾焚烧厂填埋场逐渐“退休”，但垃圾并没有消失。它们被送到一个地方——焚烧发电厂。在上海城投老港基地垃圾焚烧发电厂，记者看到，新鲜垃圾在巨大的垃圾坑里发酵沥水，智能抓斗自动抓取投炉；中控大屏幕上实时显示多区域多参数监控画面，仅焚烧炉内就设置了6个焚烧烟气温度监测点；烟气中的不少污染物指标接近于0，远优于国家排放标准和欧盟排放标准……“从自动卸料倒入垃圾坑，到投料、焚烧、排放监测，基本上全流程实现了无人作业。”上海城投老港基地的工作人员说。脏、乱、臭，曾是垃圾处理厂撕不掉的标签。但现在一些垃圾焚烧发电厂拥有公园式景观，还是学校和公众的科普教育基地。在广州福山循环经济产业园，昔日的烟囱已蜕变为120米高的“环保明珠塔”，游客乘电梯直达92.5米的观光层，可360°俯瞰园区，还能在钢琴声中坐下来喝杯咖啡。园区中心是蓝白相间、层叠山水造型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园区设计日焚烧处理能力达8000吨。此外，园内还建有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水可实现循环利用。这样的场景，在十几年前难以想象。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金宜英回忆，2010年，垃圾焚烧技术起步不久，全国当时建成投运119座生活垃圾焚烧厂，处理能力不过每天9万吨，仅占全部处理能力的20%，填埋是绝对主流。当时有两道“坎”：一是公众担心“毒烟”，谁都不想自家门口冒烟；二是“垃圾围城”步步紧逼，必须用最短时间把焚烧设施建起来。倒逼之下，行业加速奔跑。2012年，国务院印发《“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提出“鼓励采用焚烧处理方式”，规划新增处理能力58万吨/日。同年，国家确立全国统一的垃圾发电标杆电价——280千瓦时以内每千瓦时0.65元。这一补贴政策为垃圾焚烧发电产业提供稳定的收益预期，极大地推动了垃圾焚烧行业发展。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解释说，除发电上网补贴外，地方政府亦提供“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费”补贴，以保障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的适当利润。2021年，《“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将焚烧设施建设定位为“全面推进”，规划到2025年底，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每天80万吨左右。政策是重要推动力，焚烧处理技术也在不断进步，特别是基本解决了公众普遍关切的二噁英排放问题。“技术迭代推动了垃圾焚烧厂从‘邻避’走向‘邻利’。”金宜英回忆，过去建设垃圾焚烧厂时，居民担心烟气污染空气，尤其恐惧其中的二噁英致癌。历经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与自主创新，我国的垃圾焚烧炉已从早期简易焚烧设备，升级为集高温燃烧、热能回收、烟气净化、智能控制于一体的现代化环保装备。上海城投老港基地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曰丰介绍，现代化焚烧厂找到了二噁英的破解之道——二噁英容易在低温不完全燃烧条件下产生，将炉膛温度保持在850℃以上并保证2秒以上的燃烧时间，二噁英会在高温下全部分解。对于烟气温度降低过程中再次合成的微量二噁英，焚烧厂也有后续的脱除技术。吴曰丰说，目前垃圾焚烧发电厂均采用布袋除尘工艺，可稳定拦截PM2.5、亚微米级超细粉尘，布袋表面附着的吸收剂活性炭可吸附烟气中漏网的二噁英；同步还有其他方案去除烟气中的重金属和酸性气体。经过综合处理后，只有干净的烟气才能排向天空。烧掉垃圾后仍有“宝贝”。炉渣约占垃圾总量的20%，含有铁、铜、铝甚至少量金银。“比如废旧玩具等物品表面镀有金属，常规方法难以回收，我们的高温焚烧工艺正好能提取出来。”广州环投集团福山公司总经理钟卓延说。以福山循环经济产业园为例，2025年全年约产生60万吨炉渣，在对炉渣中的金属筛选回收后，剩余的炉渣经加工制成环保砖原料，广泛用于市政道路、建筑工程等领域，真正实现“变废为宝、吃干榨尽”。我国以焚烧为主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格局逐步稳定。住房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1月，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比78.1%，较“十三五”末增加19.2个百分点。“十四五”期间，全国焚烧处理能力目标为80万吨/日，实际超额完成44.7%，建成能力稳居全球第一。一些焚烧厂为何“吃不饱”？记者走访发现，全国局部地区一些垃圾焚烧厂确实出现焚烧炉负荷不足、停烧等情况。住建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有1137座生活垃圾焚烧厂在运行，日均实际焚烧处理生活垃圾115.8万吨，平均负荷率88.7%。针对这一现象，多位业内人士和专家表示，这并非产能过剩，负荷处于合理区间，需要客观辩证看待。首先，技术的提升使得焚烧效率提高，垃圾处理能力极大提升。目前，国内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全球总处理能力的比例为60%左右，处理规模远高于欧美日三个地区的总和，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其次，“垃圾不够烧”现象并非“一刀切式”的普遍情况，而是出现在局部地区。住建部有关人士指出，我国垃圾处理目前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区域不均衡问题突出，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记者在生态环境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公开平台”看到，地图上有密密麻麻的蓝色圆点，每个点代表一家垃圾焚烧厂。从区域分布看，垃圾焚烧厂多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城市，越靠近西北部越稀疏，与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胡焕庸线”大致走向相似。这一平台监测我国1000多座垃圾焚烧电厂、2000多台焚烧炉。清气团智库基于这一平台形成的报告显示，2025年，1033个纳入大数据统计的垃圾焚烧厂中，超六成停炉率低于9.2%，达到满负荷状态。但存在区域冷热不均问题。统计显示，2024年全国各省份生活垃圾焚烧厂数量前五名分别为山东、广东、河北、浙江、河南，数量分别达102座、97座、80座、79座和73座。排名靠后的是青海和西藏，各有1座。城乡失衡也是突出问题：城市“缺料”，偏远农村“堆存”。记者采访发现，在一些城市，由于垃圾分类全覆盖，可燃垃圾减少，焚烧厂“不够烧”；而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乡村，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甚至医疗垃圾仍在露天随意堆放和露天焚烧，一些集中收集点没有采取防渗漏、防扬沙、防臭措施，造成环境污染，影响村民生活和种植生产。另外，不少专家提出，造成近年“垃圾不够烧”现象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前些年政策红利下全国出现垃圾焚烧厂“兴建潮”，2018年至2022年资本扎堆垃圾焚烧，年均新增产能15万吨/日，远超规划目标。由于审批下放，区县各自为政，规划超前，造成焚烧设施处理能力冗余。业内人士说，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收益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首先是当地政府支付的垃圾处理费，目前各地标准大概在每吨50元至150元之间。此外，还有售电收入，即基础电价+电价补贴。这些收益，与处理的垃圾量直接相关，垃圾处理量越少，企业收益越低，亏损风险就越大。这也是一些企业急于“抢垃圾”的利益驱动。随着生活垃圾焚烧能力整体大于入厂垃圾量，叠加区域分布不均等问题，垃圾焚烧电价补贴逐步退坡已成大势所趋。“行业‘躺着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必须从大规模建设期转向精细化运营阶段。”徐海云说。拉长时间脉络来看，多地开挖“垃圾山”、企业“抢烧垃圾”的现象，折射出大众对垃圾资源价值认知与垃圾焚烧产业发展逻辑的转变。过去，焚烧厂的核心使命是解决“垃圾围城”，聚焦无害化处理。如今，其角色正被重新定义为“能源工厂”和“资源工厂”。广东佛山的瀚蓝南海固废处理环保产业园毗邻松夏工业园，附近集聚食品、新能源等有用热需求的企业。产业园每日处理生活垃圾4500吨，在发电之余会产生大量高温蒸汽。焚烧企业通过建设蒸汽管道网络，将垃圾焚烧发电之外产生的余热回收利用，替代传统化石燃料供热，实现能源的梯级利用与循环再生。住建部有关人士表示，通过热电联供，垃圾焚烧项目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将清洁电力并入电网，已成为我国城市能源供给的重要方面。国家通过上网电价补贴政策与电网全额收购保障，为引领、支持焚烧处理企业发展提供了核心激励。随着技术进步，企业效益在不断提升。在热能利用方面，焚烧垃圾发电能力显著提升，每吨垃圾发电量提升到300度至450度，最高可达600度左右。如今，生活垃圾焚烧厂已不再是单纯的垃圾处理设施，正逐步转型为综合环境服务主体：协同处置污泥、园林废弃物、一般工业废物，利用余热为周边供热，将炉渣制成环保砖，或向公众开放成为环保科普教育基地，实现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融合。未来垃圾还需要分类吗？既然垃圾焚烧能力大幅提升，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还有必要再分类吗？记者从住建部和相关专家获得的讯息是：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分类标准正在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专家表示，以往把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四分方式”，契合了以填埋为主的处理方式。随着技术的进步，焚烧技术日益完善，现在以焚烧为主要方式，垃圾分类也需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不宜一刀切。住建部环境卫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张黎说，目前可回收物占生活垃圾总量的比例在20%—30%左右。健全可回收物回收体系，有利于生活垃圾资源化转化，把“垃圾”变成“原料”“资源”，形成“垃圾—原料—产品”的闭环应用，既是实现垃圾减量的重要抓手，也是引导全社会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重要途径。专家认为，探索并实现将可回收物回收以碳普惠方式使居民得到实惠，居民更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就更愿意更积极认同分类、参与分类、坚持分类，巩固分类好习惯。专家表示，垃圾分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聚焦可回收物回收，既可推动个人生活习惯向社会文明的蜕变，更是社会综合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能凝聚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合力，共同打造美丽宜居家园。今年5月的一天，北京市朝阳区官悦欣园小区的李阿姨提着几袋垃圾去小区垃圾站。“你看我这些外卖餐盒、泡沫盒，以前没人收，现在直接扔在小区的便民回收机里就行，还能按每公斤6角钱给我发‘红包’，一个月下来也不少钱呢。”李阿姨对记者说。“对我们上班族来说太方便了。”同在便民回收机前扔垃圾的赵家和说，有了便民回收机以后，他不用跟人讨价还价，也不用扛着一大摞废品上下楼，每天上班前，花几分钟就可以完成可回收垃圾的投递。北京市在强化可回收物回收方面开展有益探索，推动便民回收进社区，畅通了便利直达的回收渠道。目前，北京已有1万多台便民回收机进驻了7600多个小区，能一袋式回收可回收物，24小时自助投放，上线了“京彩回收”小程序，能预约上门回收可回收物，明码标价。北京将可回收物回收、垃圾分类变成居民的“顺手事”，做到“分类有收益、投放有回报”，有效破解投放不便、售卖麻烦等民生痛点，节省居民时间和精力，提升垃圾分类便民服务体验。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秘书长刘晶昊指出，当前垃圾焚烧已逐步成为我国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与之配套的收运网络也在持续完善。下一步，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推动分类方法由繁到简，让群众“记得住、分得清、操作便”，从而提高公众的接受度和参与便利性。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让各地根据自身实际选择适应当地条件的分类模式。受访专家认为，垃圾分类推行以来，人民群众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初步形成了自觉，垃圾分类覆盖面和普及性大幅提升。应继续通过垃圾分类，形成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风尚，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群众基础。垃圾分类要久久为功，方向要坚持下去。本月25日，住建部部长倪虹在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上表示，垃圾分类工作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要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深刻认识当前垃圾分类的阶段性特征、变化和要求，坚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扎实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要统筹兼顾、稳妥推进垃圾分类方法优化；加快可回收物体系建设，增强可回收物管理质效；优化焚烧处理设施布局，鼓励设施共用共享，更多地区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步入“十五五”，垃圾处理行业正站在从无害化迈向资源化、减量化的拐点。“十五五”固废治理的核心是从“规模扩张”到“高质量循环”。今年，国务院印发《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指出：到2030年，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记者了解到，未来转型主要从四方面入手：第一，控制产能、调整布局。淘汰更新那些利用率低、排放超标的焚烧厂。建立跨区域垃圾调配平台，按处理量结算，解决城市缺垃圾、农村垃圾堆积的问题。第二，推进垃圾分类和减量。推广扫码投递、积分返现，促进居民从“要我分”变“我要分”。源头限制过度包装和一次性用品，推行绿色包装。尽快实现农村收运全覆盖，杜绝露天倾倒和简易填埋。第三，推动转型和高值化。从单纯烧垃圾发电转向“城市矿产”。优化AI分选、小型焚烧设备研发等先进技术，提高资源化率。焚烧厂要变成综合处置、资源回收、碳资产一体化的模式，赚取处理费、发电、再生资源、碳减排等收益。第四，补齐短板、完善体系。构建全链条闭环，把垃圾收运网和再生资源回收网深度融合，实现分类、回收、利用一体化。建立全程溯源系统，杜绝违规倾倒和掺烧。同时加强公众科普，提升大家垃圾分类减量的意识和责任感。从“垃圾围城”到“垃圾山消失”，中国垃圾治理用10年走完发达国家30年的路，正是一场从末端处置转向循环利用、从规模驱动迈向质量驱动的历史性跨越。未来，垃圾处理的核心是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统筹推进。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这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唯有如此，美丽中国的建设才能行稳致远。
诗人、《诗刊》主编李少君近日携首部旧体诗集《
中国煤矿文工团成立于1947年东北解放区，是国家级艺术院团中历史最悠久的单位之一。2005年，加挂了“中国安全生产艺术团”的牌子。2018年9月，转隶到文化和旅游部。
参与运营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西畔的国家网球中心两片红土网球场地的维宁体育创始人、CEO纪宁8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本就稀缺的网球场馆在郑钦文夺冠后变得更加炙手可热，现在根本都约不上。”
据介绍，根据气象监测情况，今年4月下旬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26.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75%，截至6月13日，大部分地区连续无有效降水日数超60天，郑州等10个地市在70天以上；平均气温23.2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8度。
夜市海报写着美女操男生引来路人驻足
今年36岁的李樟煜，已经在残疾人自行车项目征战多年。2012年伦敦残奥会，他第一次实现了残奥冠军梦。接下来，从里约到东京，再到巴黎，他带着梦想破风前行，每届残奥会都有金牌入账。据介绍，李樟煜获得的各类国际赛事奖牌已有50多枚。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倪浩]8月3日，郑钦文夺得2024巴黎奥运会网球女单冠军，实现中国选手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性突破，也点燃了民众参与网球运动的热情，网球热度随之大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体育明星与体育经济会形成正向反馈：体育明星的示范效应会提振相关体育产业、吸引更多人参与到运动中来，大众的广泛参与则会成为“未来明星运动员”诞生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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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自然出生于1962年8月，安徽桐城人，曾在原地质矿产部和原国土资源部工作多年，2014年任原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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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近年来走入网球馆和网球场的人越来越多，这一现象在郑钦文夺冠后更加明显，其中尤以青少年人群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