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国际语境中，对中国发展的讨论往往聚焦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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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国际语境中，对中国发展的讨论往往聚焦于现实政策与短期变化，而对其历史连续性关注不足。事实上，从古代丝绸之路到当代共建“一带一路”，从传统治理经验到现代基础设施建设等，历史为理解中国当代发展路径与治理逻辑提供了重要参照。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波恩大学孔子学院理事会主席廉亚明(RalphKauz)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从西方学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知出发，结合古代丝绸之路与当下共建“一带一路”等历史与现实经验，以及历史研究在促进中欧社会理性互信中的作用等问题，分享了其观察与思考。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中新社记者：从您的研究经验来看，西方学界在理解中国古代文明时，是否长期存在低估或误判的情况？廉亚明：从学术层面来看，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成立。至少自20世纪以来，西方学界一直在认真地研究中国。在德国的汉学研究领域，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总体上是受到高度重视的。需要区分的是，当今西方社会中，部分汉学家或公共话语层面对中国持有批评态度，但这并不等同于在学术意义上低估中国文明。相比之下，媒体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在社会层面形成了一定的刻板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对中国的认知，也间接影响了学生选择学习汉学的意愿。中国文明本身蕴含着许多有助于理解其历史连续性和内在发展逻辑的重要因素。但在现实中，德国等国家媒体话语的影响依然十分显著。我们所能做的，主要还是通过教授中文和中国历史，引导那些本来就对中国感兴趣的学生，在汉学研究中形成更加深入、理性的认识。2024年5月25日，第二十三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德国区决赛在莱比锡举行。图为特等奖得主李欢欣(Ann-ChristinOtte)在比赛中展示才艺。中新社记者马秀秀摄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理解古代丝绸之路在跨区域交流中的作用？它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早期的“全球化”形式？廉亚明：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丝绸之路并非一条单一的道路，而是横贯欧亚的庞大交流网络，既包括陆上通道，也涵盖海上航线。这一网络最核心的功能是贸易，而正是通过贸易，人员流动以及知识、技术和制度层面的交流得以不断扩展和深化。例如，在1420年前后，一支规模庞大的使团从帖木儿帝国抵达中国。这些使节来自撒马尔罕、伊斯法罕、克尔曼、赫拉特等不同地区，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与此同时，另一支来自霍尔木兹的使团则随郑和船队经由海路而来。克尔曼位于霍尔木兹以北约200公里，是当时该地区重要的城市之一。最终，这些使节在北京会合，并被统一安置在当时专门用于接待外国使节的会同馆。这正是当时丝绸之路高度互联互通的生动例子。这种跨区域交流不仅体现在外交往来层面，也深刻影响了物质文化、制度实践以及知识体系的发展。例如，中国瓷器通过丝绸之路广泛传播至伊朗、波斯湾地区乃至欧洲，唐三彩对西亚地区陶瓷工艺产生了明显影响。直至今日，德国德累斯顿仍珍藏有大量中国外销瓷器。此外，中国古代的行政管理经验曾被伊朗借鉴，医学典籍得以跨区域传播，甚至有伊朗学者撰写了中国历史著作。从历史脉络来看，丝绸之路交流网络的形成可以追溯至汉代。自张骞出使月氏之后，跨区域交流逐渐展开，并持续发展，一直延续至清代晚期。从这一意义上说，通过丝绸之路所形成的广泛联系，确实构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联系与交织。江西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展出的明清外销瓷。(资料图)中新社记者王剑摄中新社记者：当今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结合历史研究视角，您如何看待这一倡议在促进跨区域贸易与合作方面的意义？廉亚明：从整体上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具有积极意义，这毋庸置疑。通过支持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修建港口、完善交通网络，这一倡议有助于促进贸易发展。以德国为例，杜伊斯堡作为莱茵河沿岸的重要内河港口，已经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之一。来自中国的货物通过铁路运抵杜伊斯堡后，再经由内河航运系统进行转运。从历史视角来看，中国在欧亚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由来已久。直到18世纪前后，中国长期都是亚洲乃至整个欧亚大陆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这一格局持续了大约两千年。随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国的地位有所下降，而当今中国再次成为欧洲和亚洲范围内最重要的经济力量。当然，这类跨区域合作在现实推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国际局势变化、地区关系紧张等问题，都可能对交通通道的稳定性产生影响。这也反映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挑战。2023年6月11日，德国民众沃尔夫冈·卡利施克在德国杜伊斯堡趣味龙舟赛上了解中欧班列线路图。中新社记者马秀秀摄中新社记者：从历史学者视角来看，您如何理解中国在大型工程和公共治理中所体现出的组织与执行能力？廉亚明：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所取得的成就令人震撼，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极短时间内，中国相继推进并完成了城市交通系统、大型桥梁以及高速铁路网络等一系列规模极为庞大的工程项目，这确实非常了不起。这些成就的背后，既离不开大量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的参与，也离不开高度系统化和整体性的规划能力。历史上，中国同样曾实施过规模宏大的工程与跨区域行动，例如郑和下西洋。尽管其体量无法与当今工程相提并论，但同样需要高度周密的统筹、组织与执行。在我看来，中国治理实践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一旦形成共识并作出决策，相关措施往往能够较为高效地付诸实施。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如此，事情被讨论、决策，然后执行。2025年9月27日拍摄的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龙建睿摄中新社记者：在当前国际环境下，科技发展与历史叙事往往被政治化。在您看来，历史研究如何帮助中欧社会形成更理性、更长期的相互认知？廉亚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在德国公共社会中依然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对象。许多德国学生在中学阶段几乎没有系统接触过中国历史。尽管德国设有十几个汉学研究机构，但相关研究主要局限于大学体系内部，难以有效进入公共领域。多数学习中文的学生更多是出于职业发展的考虑，而非长期学术研究兴趣。在学校教育和公共传播中，中国相关内容的缺失，使得学术界在促进社会层面对中国的深入理解方面，整体影响仍十分有限，这也是当前难以回避的现实。在公共层面，我个人能够采取的实际行动，是在波恩创办了德国第19所孔子学院。我们的核心工作，是通过扎实的教学和持续的文化活动，把对中国真正感兴趣的人吸引进来，并为他们提供深入了解中国的机会。孔子学院定期举办春节庆祝、文化演出、学术讲座和文化工作坊，活动规模不小，例如春节活动常常吸引三百人左右参加，也邀请来自中国的学生团体在德国多地进行演出。同时，我们还组织语言竞赛、夏令营，并与歌德学院等机构合作，资助全国范围内的中文教学和学术会议，推动中德文化交流。(完)受访者简介：廉亚明。受访者供图廉亚明(RalphKauz)，1994年获德国班贝格(Bamberg)大学博士(伊朗学)，2003年获慕尼黑大学汉学专业普通教授职称，2009年获慕尼黑大学汉学专业高级教授职称，2003年至2010年任奥地利科学院伊朗学研究所研究员，2010年起任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主任。专长于元代、明代的中国历史，元明时代中国和伊朗、中亚的交流史，印度洋地区的政治、经济史研究。代表作有《明与帖木儿王朝的政治经济交往》及《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是当代欧洲研究中古时代东西交通史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也是丝绸之路研究的主要代表性学者。在当今国际语境中，对中国发展的讨论往往聚焦于现实政策与短期变化，而对其历史连续性关注不足。事实上，从古代丝绸之路到当代共建“一带一路”，从传统治理经验到现代基础设施建设等，历史为理解中国当代发展路径与治理逻辑提供了重要参照。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波恩大学孔子学院理事会主席廉亚明(RalphKauz)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从西方学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知出发，结合古代丝绸之路与当下共建“一带一路”等历史与现实经验，以及历史研究在促进中欧社会理性互信中的作用等问题，分享了其观察与思考。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中新社记者：从您的研究经验来看，西方学界在理解中国古代文明时，是否长期存在低估或误判的情况？廉亚明：从学术层面来看，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成立。至少自20世纪以来，西方学界一直在认真地研究中国。在德国的汉学研究领域，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总体上是受到高度重视的。需要区分的是，当今西方社会中，部分汉学家或公共话语层面对中国持有批评态度，但这并不等同于在学术意义上低估中国文明。相比之下，媒体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在社会层面形成了一定的刻板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对中国的认知，也间接影响了学生选择学习汉学的意愿。中国文明本身蕴含着许多有助于理解其历史连续性和内在发展逻辑的重要因素。但在现实中，德国等国家媒体话语的影响依然十分显著。我们所能做的，主要还是通过教授中文和中国历史，引导那些本来就对中国感兴趣的学生，在汉学研究中形成更加深入、理性的认识。2024年5月25日，第二十三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德国区决赛在莱比锡举行。图为特等奖得主李欢欣(Ann-ChristinOtte)在比赛中展示才艺。中新社记者马秀秀摄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理解古代丝绸之路在跨区域交流中的作用？它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早期的“全球化”形式？廉亚明：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丝绸之路并非一条单一的道路，而是横贯欧亚的庞大交流网络，既包括陆上通道，也涵盖海上航线。这一网络最核心的功能是贸易，而正是通过贸易，人员流动以及知识、技术和制度层面的交流得以不断扩展和深化。例如，在1420年前后，一支规模庞大的使团从帖木儿帝国抵达中国。这些使节来自撒马尔罕、伊斯法罕、克尔曼、赫拉特等不同地区，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与此同时，另一支来自霍尔木兹的使团则随郑和船队经由海路而来。克尔曼位于霍尔木兹以北约200公里，是当时该地区重要的城市之一。最终，这些使节在北京会合，并被统一安置在当时专门用于接待外国使节的会同馆。这正是当时丝绸之路高度互联互通的生动例子。这种跨区域交流不仅体现在外交往来层面，也深刻影响了物质文化、制度实践以及知识体系的发展。例如，中国瓷器通过丝绸之路广泛传播至伊朗、波斯湾地区乃至欧洲，唐三彩对西亚地区陶瓷工艺产生了明显影响。直至今日，德国德累斯顿仍珍藏有大量中国外销瓷器。此外，中国古代的行政管理经验曾被伊朗借鉴，医学典籍得以跨区域传播，甚至有伊朗学者撰写了中国历史著作。从历史脉络来看，丝绸之路交流网络的形成可以追溯至汉代。自张骞出使月氏之后，跨区域交流逐渐展开，并持续发展，一直延续至清代晚期。从这一意义上说，通过丝绸之路所形成的广泛联系，确实构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联系与交织。江西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展出的明清外销瓷。(资料图)中新社记者王剑摄中新社记者：当今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结合历史研究视角，您如何看待这一倡议在促进跨区域贸易与合作方面的意义？廉亚明：从整体上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具有积极意义，这毋庸置疑。通过支持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修建港口、完善交通网络，这一倡议有助于促进贸易发展。以德国为例，杜伊斯堡作为莱茵河沿岸的重要内河港口，已经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之一。来自中国的货物通过铁路运抵杜伊斯堡后，再经由内河航运系统进行转运。从历史视角来看，中国在欧亚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由来已久。直到18世纪前后，中国长期都是亚洲乃至整个欧亚大陆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这一格局持续了大约两千年。随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国的地位有所下降，而当今中国再次成为欧洲和亚洲范围内最重要的经济力量。当然，这类跨区域合作在现实推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国际局势变化、地区关系紧张等问题，都可能对交通通道的稳定性产生影响。这也反映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挑战。2023年6月11日，德国民众沃尔夫冈·卡利施克在德国杜伊斯堡趣味龙舟赛上了解中欧班列线路图。中新社记者马秀秀摄中新社记者：从历史学者视角来看，您如何理解中国在大型工程和公共治理中所体现出的组织与执行能力？廉亚明：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所取得的成就令人震撼，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极短时间内，中国相继推进并完成了城市交通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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