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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日报》(2026年07月17日第A8版

《三峡日报》(2026年07月17日第A8版)徐剑资料图徐剑作品《阅山河》《东方哈达》《天晓1921》《大国长剑》三峡日报记者阮仲谋人物名片徐剑,云南省昆明市人,1958年出生,1974年入伍,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原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九届、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文学创作一级,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出版“导弹系列”“西藏系列”“红色系列”“大江南系列”文学作品30多部800多万字。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中国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好书等,被中国文联评为“德艺双馨”文艺家。“《运河谣》里,我写了三条河流,一条是隋炀帝的物理运河,一条是文天祥的精神运河,一条是当下的众生运河。三条河流在大运河波澜不惊的河面上,续写着昨天、今天和未来的故事,让我有一种如鱼得水之感。”对徐剑会长的专访,是从他刚刚在《芙蓉》杂志刊发的长篇报告文学《运河谣》开始的。这部书写河流的作品,将宏大历史叙事与个体生命体验深度融合,成为展现大运河文化内涵的生动名片。徐剑的人生与军营有着深厚的渊源。他是云南昆明大板桥人,1974年高中毕业后,到镇派出所临时协助做资料登记工作,被接兵的排长王爱东看中,从此走进军营,成为一名导弹工程兵。一次偶然的机会,基地新闻干事范金刚与他聊天,发现他读过《红楼梦》,认为他有才气,就鼓励他写文章。徐剑写了一篇纪实散文《红山茶》,经范金刚推荐到《边疆文艺》发表,从此走上文学之路。44年的军旅生涯,不仅给了他文学的根基,也给了他精神的归宿。他特别感恩两位精神导师:一位是李旭阁司令员,徐剑在他身边当了5年秘书,被他带进导弹阵营;另一位是阴法唐副政委,带他第一次走进西藏,从此与雪域高原结下不解之缘。徐剑最初写散文,后来专注报告文学创作,长期聚焦重大题材的书写,成为中国当代“大国叙事”的代表性作家。他的创作以“长剑”“西藏”为两翼,构成了他文学之旅的多重叙事。他用34年时间创作了《大国长剑》《鸟瞰地球》《大国重器》“导弹三部曲”。1994年,36岁的他创作首部长篇报告文学《大国长剑》。这部作品出版后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他行走山川江河,创作了《东方哈达》《金青稞》《西藏妈妈》等“西藏系列”作品。此外,还创作了“红色系列”《天晓1921》、“大江南系列”《运河谣》等重要作品。“我一生都在行走,每次上青藏高原,都像打了鸡血,乐此不疲。”23次进入西藏,那片广袤的高天厚土,不仅是他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更是构成了他情感、精神与灵魂的海拔高度。作为一位行走于野的作家,他对报告文学创作有独特的思考和见解,提出的报告文学“三不写”原则,将“行走”确立为报告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归纳的优秀报告文学“六个标准”,是他对这一文体鲜明的艺术美学追求;总结出的“三化”法,为报告文学的人物书写提供了清晰可行的路径。他的这些创作理念及实践,成为报告文学文体的重要理论成果。2026年6月26日,徐剑受邀专程从北京来到宜昌,为宜昌的作者们传授创作经验,分享行走的感悟与文学的思考。谈到正在宜昌建设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这位以宏大叙事著称的作家难掩兴奋:“大禹治水,愚公移山,也只有在三峡,在湖北这片大地上才会演绎出这样的神话和传说。”他激励广大作家,用报告文学为时代立传,为山河代言。名家访谈《阅山河》是对我“童子功”的回报记者:2026年1月,您的散文集《阅山河》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您曾多次提到,《阅山河》让您找回了散文写作的初心。为什么《阅山河》会让您有“回到了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心态”的感慨?为什么说散文是您的“童子功”?徐剑:我的文学之路是从写散文起步的。1975年,我的第一篇散文投给《边疆文艺》后,又在《散文》头条位置连续刊发了《剑光,在古烽火台上闪烁》等7篇作品。1987年,原二炮政治部宣传部和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杂志,专门为我召开了作品研讨会,刘白羽先生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1991年,我的第一部散文集《岁月之河》出版,刘白羽先生为该书作序,序言以《散文,一个清澈的小湖》为题,随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1993年,我从散文转向报告文学创作。而10年散文写作的积累与沉淀,成了我驾驭报告文学的底气。所以我说,我的“童子功”是散文。《阅山河》是我几十年行走山河的见证和感悟,从唐蕃古道到秦长城,从西藏的高山峡谷到江南的古镇水乡,每一篇都是我用脚步丈量出来的,每一篇都是蘸着精血写就的。我67岁时这本书面世,让我回到了十六七岁青少年的写作心态:没有功利,没有世俗,有童真、浪漫和诗意,同时也有成熟思想的表达。可以说,《阅山河》就是对我“童子功”的回报。记者:几十年的行走与抒写,您如何看待散文在自己整个创作生涯中的位置?散文的写作,对您的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哪些方面的滋养?徐剑:报告文学是在宏大格局下,以真实为前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一种写作,是“他叙事”的写作。它写的是时代、是历史、是群体的命运,写作者是一个在场者、记录者、文史考据者、文学叙事者,要对事实负责,对笔下的人物负责。散文是一种内心的写作,是“我叙事”的写作,是写自己的情感、经历、人生、内心、灵魂以及精神世界。《阅山河》是我的第九本散文集,散文写作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占据着根基性的位置。刘白羽先生在《散文,一个清澈的小湖》中说,一定要把散文写成一个清澈的小湖,湖水清澈见底,鹅卵石、小鱼、小虾都清清楚楚地游在那里。这个理念让我始终保持文字的干净与克制,也让我的报告文学多了一些人文温度与文学质感。记者:《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评价时称,“《阅山河》是一部行走出来的散文集,也是一部沉淀出来的心灵史。”这个评价道出了两个关键词:即“行走”与“沉淀”。其实,“行走”与“写作”之间,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从地理上的抵达,到文字上的抒写,就《阅山河》来说,这些文字是如何在心中慢慢“发酵”、最终成为一部心灵史的?徐剑:这些年,我的脚步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每一次行走,都会有一种陌生感、传奇感、特殊感,甚至顿生一种文化落差。而行走只是第一步,真正让这些沉淀下来,需要很长时间的消化。每次从高原归来,我的灵魂就仿佛被羽化了,少一些猎奇、窥探,多一些敬畏与理解,拥有一种高度,那是情感的、精神的、灵魂的海拔高度。中国文人的成长过程中,除了读四书五经,很重要的就是成名之前的壮游,司马迁、杜甫、苏轼皆是如此。在壮游大好河山的过程中,增加阅历,丰富内心,让大好河山归化自己的心意。有了这种境界的书写,精神就不会再漂泊,就会拥有一处故园。归化心野,方得山河真意,这就是从行走,到沉淀,再到写作的过程。《大国长剑》是人生经历的一次文学洗礼记者:您的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大国长剑》,从1984年开始构思到1994年创作完成,用了整整10年时间。是什么力量支撑您写下这本书的?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困难?徐剑:《大国长剑》记录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从初创到壮大的发展历程。1974年,我从老家来到位于南方的一座深山老林里,成为一名为导弹筑巢的工程兵。那时候,施工技术比较落后,我亲眼看到过在施工中受伤、甚至牺牲的战友从山洞里抬出来,其中就有和我同坐一节闷罐车来的战友。他们走得无声无息,连鞭炮都没有。老团长说:“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他们的牺牲,让我震撼,那些情景刀刻一样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我当时就有一个念头,把战友们的故事写下来,让历史不要忘记他们。我是工程兵,有在原第二炮兵工程部队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创作之前,我还采访了全国所有的二炮基地,我的“素材库”丰富而且多样。《大国长剑》是我厚积薄发的收获,在创作中并没有遇到多大的挑战,也不觉得有什么困难。在创作前,四川作家邓贤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大国之魂》,均在《当代》上刊发,我在心中立誓,也要创作一部能在《当代》上刊发的作品。邓贤作品对我的影响,就是确立了“写人的命运和故事”的文学标准。这部历时10年准备的作品,如愿得到了《当代》杂志头题首发,一下发了9万字,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所以,我对《当代》一直心存感激。记者:《大国长剑》出版后,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被誉为“一剑挑三奖”。首部长篇报告文学就获得如此高的文学奖项,您当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徐剑:《大国长剑》是我人生经历的一次文学洗礼。一个文学新人的作品能获得全国性的三个大奖,对我来说,非常意外,非常开心,非常幸运。“一剑挑三奖”也让我在创作上有了更大的自信,有了更多的思考和创作的冲劲,我觉得要给16岁开始的工程兵岁月写一部书,写给那些十六七岁就牺牲在大山里的战友,写给身为导弹工程兵,却从来没有见过导弹的英雄们。这个工程,是我的老首长李旭阁司令任上完成的一项国防工程,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的战略导弹可以鸟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所以,我把这部书定名为《鸟瞰地球》。1997年该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再次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记者:2018年,您又推出了长篇报告文学《大国重器》,从《大国长剑》到《鸟瞰地球》再到《大国重器》,您用34年时间完成了“导弹三部曲”的创作。创作“导弹三部曲”的想法是从创作《大国长剑》就有的,还是在后来的创作中萌生的?创作中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徐剑:《大国重器》描写了我国导弹事业60年的峥嵘历程。“导弹三部曲”并不是一开始创作就有规划的,而是我的创作不断成熟的过程,在完成《大国长剑》《鸟瞰地球》后,创作“三部曲”的思路才逐渐清晰,随后,我投入到了《大国重器》的创作之中。2018年7月,《大国重器》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导弹三部曲”都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这是我军旅题材的收官之作,2019年1月28日,我退休了,告别了44年零一个月的军旅生涯。“导弹三部曲”的创作,最大的挑战不是写作本身,而是如何让重大主题走出宏大叙事的惯性,落到具体的生活细节和普通人的命运中,让真实的故事说话,写出那些普通人的真实日常、真实情感、真实悲欢。其实,真正的“大国重器”是人,那些老红军、老八路出身的高级将领与普通士兵,他们的忠诚、风骨、奉献,才是托起大国的脊梁。青藏高原是我的精神成长之地记者:您的报告文学题材主要有两大系列,即“长剑”系列和“西藏”系列。2005年12月出版的《东方哈达》是您的首部西藏题材作品。作为军旅作家,是什么契机让您有机会创作这部反映青藏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作品的?在创作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徐剑:写《东方哈达》这部书,似乎是冥冥之中的事。1985年,西藏自治区党委原第一书记阴法唐调任第二炮兵副政委,我当时是党委秘书。他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听他讲了很多关于西藏的历史、风情、人文等奇闻轶事,让我对这片神秘之地充满了向往。1990年7月,阴法唐副政委带着我第一次进西藏,走的是柴达木、格尔木、昆仑山、可可西里这条线,这也正是后来青藏铁路的走向。而在创作《东方哈达》前,我已经去了8趟西藏。2002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将“国字第一号”工程青藏铁路建设的采访写作任务交给我,这是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项目。接到任务时,我突然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好像过去我对西藏的了解和所有的知识贮备,都是在为写这本书做准备。我在青藏铁路修筑现场来回走了4年,先后采访了近300人,从指挥长到普通民工,积累了5大本采访笔记。最让我欣喜的,是这部书结构的创新。有一次,我在高原采访途中,看到两列火车在盐湖交错驶过,突然灵感闪现:采用“上行列车”写筑路的现实,用“下行列车”写历史的纵深,将青藏铁路的世纪大梦与千年唐蕃古道交织在一起。这种叙事结构得到了业界的高度认可,评论家称是为国家重大工程的写作探出了新路,是“中国国家重大工程书写的一个坐标”。记者:继《东方哈达》后,您又相继创作了《金青稞》《西藏妈妈》《雪域飞虹》《经幡》等西藏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从青藏铁路的建设者,到脱贫攻坚路上的贫困群众,再到福利院里守护孤儿的爱心妈妈,您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西藏这片土地,只是关注的对象在不断变化和下沉。这种从“宏大叙事”到“个体命运”的转向,是您有意识的选择,还是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而自然发生的?徐剑:这种变化是在行走与思考中自然发生的。《东方哈达》关注的是决策者、指挥长、建设者,是宏大叙事。但走的多了,见的多了,想法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当你在海拔5100米的藏北双湖县住下,采访一天回来不想说话就想睡觉,当你在当惹雍措边泪流满面,你会发现,这片土地最打动你的,不是工程的宏大,而是那些普通人的命运。所以我写《金青稞》时,用了一个“他”贯穿全篇,那个“他”其实就是我自己,以行走者的身份,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牧羊人、藏医、单亲妈妈站在一起,用一个记录者的姿态,和他们共同演绎西藏精准扶贫这场时代大剧。到了《西藏妈妈》,我的视角更下沉了。我努力突破理性表达,用共情的方式去写,把对“西藏妈妈”的叙述和我的西藏情结贯通起来。记者:您先后进藏23次,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采风”或“体验生活”,西藏到底是什么吸引着您?徐剑:我第一次进西藏时,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我们从山南到羊卓雍措,车里开了暖风,有些闷热,抵达海拔5000多米的山巅后,车停了下来,下车后,我站在雪山之巅,解开上衣拉链,吹了一下风,谁知寒风侵入我的骨髓,当晚就高反发作。三天后到达日喀则,被诊断为脑水肿。在那里,我昏迷了三天。这次经历,如凤凰涅槃。当时,我刚经历了一场磨难,处于命运的低潮。但当我从西藏回来后,人生从此顺风顺水,可谓否极泰来。后来去西藏,再也没有过任何不适的反应。我有两个精神原乡,云贵高原是我的出生之地,青藏高原是我的精神成长之地。我几乎走遍了所有的藏地,在那片土地上,可以寻找回我们已经丢失已久的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价值、一种信念、一种执著、一种虔诚、一种真挚。所以说,寻找一个民族的精神海拔,青藏高原也许是最后的高地。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核心是“人学”记者: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您始终坚持“三不写”原则,即“走不到的地方不写、看不到的真相不写、听不到的故事不写”。“行走”对报告文学创作来说,是一种采访方法,还是一种文学态度?从“走到了”到“看到了”再到“写出来”,最关键的是什么?徐剑:报告文学是行走的文学。“三不写”原则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更是一种文学态度,一种文学立场。有了这个态度和立场,才会照此前行。好的报告文学作家,首先是一个旅行家;其次,是一个考据者,像考古学家一样,用洛阳铲从文化的夯土层里,挖掘出独特的、精彩的、陌生的,具有文学分量的故事;最后,才是一个叙事者。从“走到了”到“看到了”再到“写出来”,最关键的在于作家的切入视角。怎么做到与众不同,怎么写出陌生感,这需要作家的敏锐度和辨识能力。行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好作家,一定要是个旅行家,而且不是那种打卡式的、走马观花式的旅行。行走于我来说,就是要极力让那些荒漠里的、雪峰冰川下的,乃至大森林里、高山河谷中的人文故事重新复活。如果只有地理学、只有植物学,而没有人文,这块大地永远是寂静的。只有写出了人的温度、人的悲欢和人的传奇,才是一部有生命力的书。一直以来,我对自己的最大要求是:这部作品一定要超越上一部作品,不能在一个漩涡里打转,也不能重复自己。所以,我从来没有停止过行走的脚步。记者:报告文学最容易犯“大而空”的毛病。您是如何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与细微的个体命运之间,找准落脚点的?您的秘诀是什么?徐剑: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可以分享,就是在采访中,要善于发现美,善于发现文学性的故事,找到独特、精彩的细节。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就会让读者觉得这才是和文学最接近的爱情故事、是和文学最接近的命运故事。同时,要把人作为最重要的写作对象,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核心是“人学”,如果缺乏对人性的深度挖掘,作品就会空洞,就会失去灵魂。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全方位的,但真实之上还有文学,只有从大量真实的事件和人物中发现那些独特的、陌生的、有震撼性的细节,才能避免“有报告无文学”的弊病,生动的细节能营造出历史的身临其境。记者:您曾提出好的报告文学的六个标准:行走于野、落笔于人、感动于心、思想于理、形式于表、记史于书。这六个维度是否就是您心中的报告文学艺术价值的核心所在?徐剑:是的,这六个维度就是我心中好的报告文学的标准。所谓行走于野,就是要到田野里面去,到民间去,到人间去,到烟火的生活里去,把人间最精彩、最传奇、最打动人的故事挖掘出来;落笔于人,是围绕大写的人来写,写出人的苦难、挣扎、牺牲、奉献,甚至卑微的尊严;感动于心,就是要让作品真正打动人心,让读者产生共情;思想于理,思别人之未思,写别人之未写,以独立深刻的思考,透过现象揭示历史、国家与个人命运的内在逻辑;形式于表,追求语言美、结构美和文章美;记史于书,要承担“国家史记”功能,为时代立传。记者:您特别强调报告文学要把人作为最重要的写作对象,在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您总结出了人物塑造的“三化”法。请您分享在创作中是如何让这个“三化”落地的?徐剑:文学是人学。如何写好笔下的人物,在几十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我总结出的“三化”法确实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三化”即伟人平民化、名人传奇化、平民伟人化。伟人平民化,就是把伟人当做邻家大哥,邻家大叔或者父辈来写;名人传奇化,就是把名人当作传奇和神话来写,挖掘他们身上那些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和细节,写出他们之所以成为“这一个”的独特性;平民伟人化,就把老百姓举过你的头顶,当作一个伟大的人物站在你面前,不是拔高他,而是从他微小的细节和故事里,看到他和伟人一样闪光的东西和精神世界。报告文学的艺术价值,最终要落在具体的人身上。对于人物的书写,我一直坚持要对准小人物写,小人物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普通人的梦就是中国梦。宜昌的作家应该有文学的野心记者:评论界把您的《天晓1921》《金青稞》《西藏妈妈》称为“壮年变法三部曲”。为什么您在达到如此高的文学成就后,还要进行自我突破?徐剑:60岁是人生很重要的生命刻度,你对世界的认识、对自我的认知,一定更老到,更有情怀,更有境界。“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这时候是变法的最佳时机。说起来,我的“壮年变法”,和在鲁迅文学院那段学习经历有很大关系。2004年,我到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第三期高研班学习,与邱华栋、雷平阳、刘亮程、祝勇等作家同班,他们都是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只有我是写报告文学的。在他们的强大气场中,我有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有了壮年作家的写作危机。当时,鲁迅文学院组织全班同学到锡林郭勒草原采风,回来后,我写了一篇历史散文《城郭之轻》。正是这次经历与写作,让我有了突破创作瓶颈的信心和勇气,开启了自己的“壮年变法”之旅。60岁前,我完成了“壮年变法”,退休后,又开始“衰年变法”。《阅山河》《运河谣》这些作品,就是变法的成果。记者: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您觉得报告文学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书写中,应发挥怎样独特而不可替代的时代作用?作家如何才能写出既有生活厚度又有思想深度的作品?徐剑:报告文学是时代的备忘录,在这场山乡巨变的书写中,扮演着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就是要为时代的变革留下真实的档案,为这片热土和奋斗的人们立传。我们要直面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引领这支队伍,深入基层、扎根生活,抓住这个时代的本质,书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要贴着人物,写出他们的责任与担当、命运与情感、奋斗与牺牲、挣扎与尊严,让作品有温度、有力量,让思想的光芒照亮人心。记者:宜昌是三峡大坝所在地,2026年6月8日,“十五五”时期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作为长期书写重大题材的著名作家,您认为这样的重大工程对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徐剑:三峡水运新通道这样的国家重大工程,对于三峡的作家、宜昌的作家、湖北的作家来说,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叙事主题,大家可以守着三峡大坝来写,守着这个工程来写,守着这个大云梦泽来写,写出新时代的屈原《橘颂》,写出新时代的长江之歌,写出我们这个民族新时代的母亲河。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就是我们始终站在长江文明这个重要的关键点上,这个关键点在于它不单是经济的,也是文化的,不单是历史的,也是这个时代的。历朝历代,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样的国家工程的建设和写作,唯有这个时代才有这种实力,唯有这个民族才有这种气魄。宜昌的作家应该有文学的野心、文学的雄心和担当,写出新时代的大禹治水和新时代的愚公移山,写出新时代的壮美华章。“Chinamaxxing”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成全球潮流

中新网上海7月29日电(范宇斌)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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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一段时间以来,比亚迪、吉利等中国自主品牌的崛起给不少外国汽车品牌带来压力。”美国CNBC网站18日报道称,美银证券汽车产业分析师约翰·墨菲当天在美国汽车媒体协会有关活动中表示,美国底特律三巨头(即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斯特兰蒂斯)应“尽快”退出中国市场。他同时警告说,美国三大车企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削减开支,尤其是在内燃机业务方面,因为这是目前利润的主要来源。   根据美国CNBC网站梳理的数据,通用汽车及其合资公司在华市场份额从2015年的15%左右降至去年的8.6%,中国市场盈利占通用汽车全部盈利的比例也有所下降。2022年,斯特兰蒂斯集团表示只在中国地区保留其旗下Jeep品牌的进口业务。
  路透社13日称,新制裁包括衡水元展贸易有限公司和总部位于香港的恒邦微电子有限公司,理由是它们涉嫌或曾经参与“破坏乌克兰稳定”或“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美国之音”称,衡水元展贸易有限公司和香港恒邦微电子有限公司此前已被美国财政部制裁过。   十二届四川省委科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有多个重要议题,包括“学习中央科技委员会有关会议精神”“审议《省委科技委员会工作规则》等文件”。
  截至6月13日,全省大、中型水库可用水总量40.48亿立方米,储量充足有保证,按照6月底前无有效降雨的最不利因素考虑,可放水7亿立方米用于抗旱灌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大中型水库及河道供水正常,地下水源较充沛,能够满足抗旱需求。5月下旬以来,对全省98.72万眼农田建设灌溉机井和56.85万项灌排沟渠设备进行全面排查,及时修复损坏设施,确保抗旱灌溉需要。省财政近期专门安排3000万抗旱专项资金,支持各地开展抗旱工作。   根据美国CNBC网站梳理的数据,通用汽车及其合资公司在华市场份额从2015年的15%左右降至去年的8.6%,中国市场盈利占通用汽车全部盈利的比例也有所下降。2022年,斯特兰蒂斯集团表示只在中国地区保留其旗下Jeep品牌的进口业务。
  钟自然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据携程数据,今年以来,澳大利亚位列中国入境游第5大客源国,入境旅游订单同比增长155%,澳大利亚到中国的航班数量同比增幅超过220%。澳大利亚游客来中国的热门目的地包括上海、广州、北京、成都、深圳、杭州、重庆、厦门、南京和西安。在即将到来的暑假,澳大利亚-中国的机票均价较去年同期降低近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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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鲁木齐不缺国际和地区航线。2024年,乌鲁木齐机场累计运营定期客货运输航线共240条。其中,国际定期客运航线26条,与高加索地区三国与中亚五国实现全部通航,通航中亚航点数量为国内十大枢纽机场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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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月17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陈政高同志多位亲友处获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部长、党组书记陈政高同志,因病于2024年6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去哪儿数据显示,消息发布后,去哪儿平台“澳大利亚”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四成以上。在去哪儿平台上,飞往澳大利亚的航线覆盖多个城市。悉尼可直飞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杭州、重庆、南京、厦门、天津、济南、西安、海口、郑州、太原等多个城市,暑期从郑州、重庆、天津往返悉尼更便宜,价格在2500元左右。此外,墨尔本可直飞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南京、厦门、青岛、海口等城市,上海、广州也有直飞布里斯班的航班在售。从旅游订单来看,大堡礁、悉尼歌剧院、出海观海豚受到旅客欢迎,8-12日团预订更多。在澳大利亚,旅客可以出海观鲸、看企鹅归巢,体验特色风情。
  3.   据介绍,根据气象监测情况,今年4月下旬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26.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75%,截至6月13日,大部分地区连续无有效降水日数超60天,郑州等10个地市在70天以上;平均气温23.2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8度。
  4.   6月14日上午,水利部组织开展抗旱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华北黄淮等北方地区旱情形势,要求即日起,受旱地区上游黄河、海河、淮河流域的控制性水库全部进入抗旱调度模式,加大下泄流量,保障抗旱用水需求,确保城乡居民饮水安全,以及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全力保障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6月14日15时,水利部将针对河南、河北的干旱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目前维持针对山西、江苏、安徽、山东、陕西、甘肃6省的干旱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两个工作组正在一线指导抗旱工作。
  5.   “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资源,优化完善创新资源布局,努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公开资料显示,陈政高,男,汉族,1952年3月生,辽宁海城人,1970年12月参加工作,东北财经大学金融系货币银行学专业毕业,经济学硕士,系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届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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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倪浩]8月3日,郑钦文夺得2024巴黎奥运会网球女单冠军,实现中国选手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性突破,也点燃了民众参与网球运动的热情,网球热度随之大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体育明星与体育经济会形成正向反馈:体育明星的示范效应会提振相关体育产业、吸引更多人参与到运动中来,大众的广泛参与则会成为“未来明星运动员”诞生的基石。

  体量不及西安的兰州,也拿出大手笔。T3航站楼面积40万平方米,综合交通中心27万平方米,是甘肃民航发展史上规模最大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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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钟自然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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