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一点半，东城区一栋写字楼的十六层还亮着一间小剪辑室。窗外是高架桥，车灯沿着护栏缓慢移动，楼下便利店的招牌映在玻璃上，像一块晃动的蓝色贴纸。三十二岁的林川坐在电脑前，面前摊着一本外卖单背面写成的清单。他受一家短视频工作室委托，清点一块旧硬盘里的素材。文件夹按日期、语言和时长分开，列表中有一行醒目的名称：400多个成品外国视频。林川没有点开播放，只把文件名、大小和创建时间抄进表格，再给每个文件标上“待确认”。有些文件的名字只有数字，有些混着英文和片段编号，几年前的剪辑软件图标还停在缩略图角落。桌边放着一杯已经凉掉的美式咖啡，杯盖上压着一张停车票，票面时间是傍晚六点四十七分。林川说，这批素材不是他制作的，硬盘也不是他的，工作只是把杂乱的目录理清，确认哪些文件需要交给委托方继续处理。屏幕右侧的表格里，授权来源一栏大多空着，他便暂时不做标记，也不把文件复制到个人设备。凌晨零点十分，楼里的空调忽然停了一会儿，安静下来后，只剩键盘声和远处电梯运行的提示音。林川揉了揉眼睛，继续核对一串又一串编号。他把那行“400多个成品外国视频”改成了更中性的项目备注，旁边写上发现时间和存放位置，随后合上清单，等待白天交接。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隔壁会议室的玻璃门里，一名保洁员推着车经过，走廊灯随之亮了几盏，又很快恢复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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