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早上七点十五分，杭州拱墅区一条老街的早餐铺刚掀开半扇卷帘门，五十多岁的陈梅站在蒸柜旁，把一笼小笼包、一锅南瓜粥和几只装着豆浆的纸杯摆到窗口。街口的公交车每隔几分钟驶过，车轮碾过昨夜留下的水迹，门前梧桐树上的水珠落在遮雨棚上，发出细碎的声响。陈梅没有急着招呼，她先拿抹布擦了一遍不锈钢台面，又把写着“久久久久久久9”的白色便签压在收款盒下面。便签只有一行字，旁边画着一个方框，像是她给自己记下的临时编号。她打开手机看了一眼时间，随后把当天要用的零钱分成几叠，硬币放进浅盘，纸钞夹在木夹子里。七点二十六分，第一锅粥冒出热气，玻璃窗很快蒙上一层薄雾。陈梅用勺子搅动锅底，尝了一小口，再往里面添了半勺盐。她说话不多，动作却很有次序：先擦碗沿，再装粥；先封好豆浆袋口，再把吸管插进纸套。铺子里挂着一块褪色的价目牌，油条三元，鸡蛋灌饼七元，热粥五元，数字旁边还留着几道改价后没有擦净的铅笔痕。她把一张新贴的菜单压平，发现右下角翘起，又从抽屉里取出透明胶带，沿着边缘慢慢粘牢。七点四十分，卷帘门完全升起，门外的阳光照到半张操作台上，蒸汽在光线里变成一团白。陈梅把围裙上的面粉拍掉，站到窗口内侧，继续准备下一轮包子。对她来说，这个早晨没有特别的仪式，只有一间铺子、一口冒热气的锅，以及一张需要记住的小便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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