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晚上九点半，城西老菜场外的公交站还亮着一排白灯。一名五十多岁的女人坐在折叠小凳上，膝前放着一只旧保温桶，手里捏着细针，正给一把蓝色雨伞换伞骨。她穿着亮红色薄外套，袖口沾着几处机油，脚边摆着三把待修的伞和一个装零钱的铁盒。等车的人来来往往，有人低头看手机，有人拎着青菜站到站牌下。女人每修好一处，就把伞撑开检查，顺手哼两句老歌。她的声音不算好听，却很稳，公交车进站时也不收声。旁边卖烤红薯的摊主喊她“骚妈妈”，说她年轻时爱穿花衣服，骑一辆旧摩托在几条街之间跑活，遇到下雨就帮邻居送孩子回家。女人听见这个称呼，没有抬头，只把螺丝拧紧，说自己现在不骑摩托了，眼睛花，修伞还能赚点菜钱。她的摊位没有招牌，收费也简单，换一根伞骨五元，补一块伞面八元，遇到学生和环卫工，常常少收一两元。晚上十点，一位年轻父亲带着女儿从菜场出来，女孩手里的透明伞被风吹翻，伞柄也裂了。女人让父亲把孩子抱到檐下，自己蹲在路灯下面拆伞。她先用钳子夹住裂口，再拿黑色胶带缠了三圈，最后把伞骨掰回原位。女孩接过伞时问她明天还来不来，她说只要不下大雨，晚上都在。公交车一辆接一辆离开，站台上的人换了几拨，女人仍坐在那里，把修好的雨伞整齐靠在墙边。十一点过后，菜场卷帘门全部落下，她收起针线和工具，拎着保温桶走向巷口，背影被路灯拉得很长。她没有急着回家，先在便利店门口停了一会儿，给自己买了一瓶热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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