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凌晨零点四十分，东城区一间临街自助洗衣店还亮着白色灯管。店里只有一名男子，三十岁上下，穿灰色连帽衫，坐在靠窗的塑料椅上等烘干机停下。他把一只旧帆布包放在脚边，手里捏着取衣单，纸面上除了机器编号和付款金额，还写着一行黑色水笔字：成年97。男子看了几遍，没有撕掉，也没有重新填写，只把取衣单压在膝盖上，偶尔抬头看一眼滚筒里的衣服。烘干机每转一圈，里面的深色外套就贴到玻璃门上，再缓慢落下。门外是空荡的辅路，便利店的卷帘门已经拉了一半，路口信号灯按固定节奏变换。男子先拿出手机，打开备忘录，输入了几行字，又全部删掉。他从帆布包里取出一本封面磨白的小册子，夹层里露出一张旧电影票，票面日期是七年前的秋天。小册子扉页同样写着成年97，后面跟着一串日期和几处地名。男子没有翻页，只用拇指压住那行字，等机器发出短促的提示音。衣物取出后，他把衬衫一件件抖开，检查袖口和领边，再按颜色折好。最外层是一条洗得发白的围巾，他把围巾绕成两圈，放进帆布包最上方。临走前，他在取衣单背面补了一个数字，随后把纸折成四方形，塞进小册子里。玻璃门合上时，店内的暖气声被关在身后。男子沿着辅路向地铁站方向走，脚步不快，帆布包随着步子轻轻晃动。便利店门口的灯照到他手中的小册子，封面上那几个字一闪而过，成年97被夜色压低，像一条只供自己辨认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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