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凌晨一点，海棠路地铁站C口外的风很硬，便利店的卷帘门已经拉下一半，只有街角那间电影屋还亮着暖黄色的灯。二十七岁的林舟坐在门边的折叠椅上，膝盖上放着一台旧笔记本，手里捧着一杯已经凉掉的豆浆。他在等同事下班，也在替店里看着最后一批寄存的纸箱。店面不大，玻璃门上贴着本周排片：老电影、喜剧片和一场午夜放映。墙边的海报被空调风吹得轻轻起伏，柜台里的小音箱放着没有歌词的音乐。凌晨一点十七分，一名穿蓝色外卖服的年轻人推门进来，问还有没有热水。林舟起身，从保温壶里倒了半杯，又把桌上的一次性纸杯往他面前推了推。那人没有坐下，只靠着墙喝水，手机屏幕不断亮起，几分钟后便匆匆离开。街上经过一辆清洁车，刷子卷起一小片落叶，车灯照过门口的黑色地砖。林舟低头检查订单，把一张写着“周末场”的小纸条压在玻璃下。纸条旁边摆着几枚观众留下的硬币，有人用来补票，也有人买过一包纸巾。店里没有喧闹的排队声，偶尔传来电影对白，声音被调得很低，像从另一条街飘来。凌晨一点四十，林舟收到同事发来的消息，说还要晚半小时。他把豆浆放到一边，打开电脑，重新核对第二天的座位表。对面写字楼的几扇窗仍亮着，窗后有人伏案，有人收拾包，也有人站在窗边看夜色。林舟抬头看了一会儿，又回到柜台前。两点整，电影屋的灯依旧亮着，他把门口的纸箱往里挪了半米，给清晨来买早餐的人让出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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