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十点四十分，海滨城地铁三号线临江站，二十七岁的便利店店员林遥坐在站台最东侧的长椅上，脚边放着一个印有hitomi字样的浅黄色纸袋。她穿着还没来得及换下的深蓝色制服，胸牌被外套领口压住，只露出一小截白色挂绳。末班车还有八分钟进站，她没有刷手机，也没有戴耳机，而是把当天的交班本摊在膝盖上，逐项核对冷柜温度、收银差额和夜间补货数量。站台上人不多，自动售票机亮着蓝光，广告屏轮换着租房和演出的画面。林遥每看完一项，就用铅笔在纸边画一个小圆圈。她的纸袋里装着一盒切开的菠萝、两瓶温水和一把折叠伞，袋口压着一张奶茶店的取餐票。十点四十三分，一名穿灰色羽绒服的男孩从楼梯上来，站到黄线后面，低头反复查看列车时刻。林遥抬头看了一眼，又把交班本翻到背面，在空白处写下明天要买的清洁手套。列车进站时，风从隧道里涌出来，纸袋被吹得向前滑了半米。她伸手按住袋底，起身走到车门旁。车厢里只剩零散座位，她没有坐下，扶着门边的立柱，继续检查那张交班清单。列车驶过江面下方时，窗外变成一片黑，玻璃上映出她疲惫的脸和纸袋上醒目的字母。到达下一站，她在车门打开前收起铅笔，把本子塞进袋中，跟着几名下班乘客走出站台。站外的雨刚停，路面映着商场招牌，夜班公交停在路口等候。她站在檐下看了十几秒，确认没有漏雨，才拎起hitomi纸袋，沿着亮着路灯的人行道往小区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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