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十点半，城南青禾路地铁口外，三十二岁的周启坐在一家修鞋铺的卷帘门前，手里捏着一支蓝色圆珠笔，低头改一页写满字的纸。那页纸的标题是妓男的生活。纸张来自附近文印店的废纸堆，背面还留着半张快递单。周启把正面铺在膝盖上，用一块旧硬纸板垫着，写几行，停一会儿，再抬头看街对面的便利店。那时末班车还没进站，路边只剩外卖电动车经过，车灯从他脚边扫过去。修鞋铺的老板已经回家，门缝里透出一线白光。周启没有摆摊，也没有向路人招呼。他把写好的纸一张张折成四方块，压在一本旧词典下面。词典封面掉了皮，里面夹着几张公交票和一张电影院的会员卡。他说，自己白天在商场后勤部搬货，晚上十点下班，通常会在这里坐半小时。写字不是工作，也没有固定主题，有时写租来的房间，有时写同事午休时吃的盒饭，有时只记一条街灯坏掉的位置。他把这组纸命名为妓男的生活，不是为了招人注意，而是因为这个词曾出现在他收到的一条短信里。那条短信来自陌生号码，只有五个字，后来被他删掉了。周启说，自己不喜欢这个称呼，但想把它留在纸上，看看一个刺耳的词放进日常句子后，会不会失去原来的力道。十点五十分，地铁口的人开始减少，清洁工推着垃圾车经过，提醒他别挡住盲道。周启立刻收起纸板，把笔夹在耳后，站到卷帘门旁。他没有离开，继续等下一班公交。十一点零五分，车到站，他把词典塞进帆布包，最后看了一眼那盏忽明忽暗的路灯，随后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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