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晚上九点半，上海静安区一栋老办公楼的六层，陈峥坐在靠窗的位置，把手机扣在桌面上，面前只放一杯苏打水和一只装着文件的灰色公文包。这家会员制餐厅没有临街招牌，电梯到了六层，门口只亮着一块窄窄的铜牌。服务员认出陈峥后，没有递菜单，只问他是否仍按平时的座位。陈峥点头，脱下深色外套，先把公文包里的三份合同按页码排好，又拿出一支黑色签字笔，在纸张右下角写下日期。他今年三十七岁，在附近写字楼做企业并购，最近连续几晚都在这里见人。餐厅里没有大声交谈，靠墙的几张桌子坐着穿衬衫的中年人，也有两名刚下班的年轻女性，她们把电脑放在沙发旁，低声讨论第二天的会议。厨房传出煎牛排的声音，吧台上的冰块偶尔碰到玻璃杯。陈峥的同事原定九点到，九点四十五分仍没有出现。他没有催促，只叫来服务员，把晚餐改成一份清汤面和一碟青菜。服务员提醒，套餐需要提前预订，单点会慢一些。陈峥说没关系，今晚只是想找个安静地方把材料看完。他翻开合同，逐页核对公司名称、付款节点和附件编号，看到一处数字时停了下来，用手机拍下那一页，发给同事，并补了一句“这处要改”。十点零五分，窗外的高架桥亮起连续的车灯，雨水把玻璃上的城市灯光拉成长线。那名迟到的同事终于出现，手里拎着一袋刚买的橘子，坐下后先道歉，再把一份新的报价单推到桌边。陈峥没有马上翻看，而是把两人的手机一并移到桌角，叫服务员添两杯热茶。十点四十分，清汤面几乎吃完，合同上多了几处铅笔标记。两人说话的声音始终压得很低，偶尔停下来望向窗外。餐厅十一点半收档，陈峥在离开前把签字笔放回公文包，确认文件没有遗漏，随后和同事一前一后走进电梯。门合上后，六层重新安静下来，只剩吧台收拾杯子的轻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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