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九点半，东城区一条老胡同口，卖烤红薯的老周把最后一只铁桶盖好，坐到便利店门前的塑料凳上。他今年五十六岁，穿着深蓝棉服，袖口沾着一点炭灰。手机架在矿泉水瓶旁边，画面里是半截胡同、亮着白灯的店门和他手里的保温杯。老周打开杏仁直播，先对着屏幕说了句“收摊了”，又把手机转向街边。这个时间，附近写字楼的加班族刚走出来，外卖骑手在路口等单，公交车靠站时带起一阵冷风。老周没有急着讲话，只把折叠桌擦了一遍，再把卖剩的两个红薯装进纸袋，准备带回家给老伴。有人问他今天卖得怎样，他笑着回答：“还行，下午下过一阵雨，晚饭前人少，九点以后反而热闹。”他说话时，隔壁修鞋摊的卷帘门慢慢落下，远处传来清洁车倒车的提示音。手机屏幕上不时亮起几行字，老周看得很慢，遇到看不清的地方，就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一推。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旧纸条，上面写着几句年轻时常唱的歌。纸条边缘已经卷起，字迹被油渍染成淡褐色。老周清了清嗓子，唱起一段老歌，没有伴奏，声音不高，却在胡同口显得很清楚。便利店的女店员出来倒垃圾，站在旁边听了半分钟，转身时说：“明天还唱啊？”老周点头，表示只要收摊早，就会坐一会儿。唱完后，他关掉杏仁直播，把手机放回内袋，提起纸袋往南边走。胡同里的灯一盏接一盏亮着，地面还留着雨水，映出他慢慢离开的背影。十点不到，烤红薯摊只剩一缕炭火，老周的塑料凳也被收进了车后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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