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晚上十点四十分，上海静安区一处地铁口的卷帘门刚落下一半，二十七岁的咖啡师林遥没有急着离开。他把最后一只外带纸杯倒扣在水槽边，关掉磨豆机，拎着一盏夹在帆布袋上的小灯，坐到街角花坛旁的长椅上。地铁站仍不断吐出晚归的人，白领拎着电脑包，小区保安推着折叠自行车，附近剧场散场的观众站在路边等车。林遥从袋里取出一本旧杂志，封面已经起毛，内页夹着几张咖啡豆包装纸。他用手机照亮页脚，慢慢读到欧美第十页，那里印着一篇关于城市夜班工人的短文，配图是一名站在面包房后门抽空休息的年轻人。林遥看了几分钟，把其中一句话抄进随身的黑色本子里，又在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咖啡杯。他说，自己每天收店后都会在这里坐一会儿，不是为了等人，而是想让耳朵从机器声里安静下来。长椅旁的共享单车被路灯照出一排浅黄色车架，风从高架桥下穿过，吹动他摊开的杂志。一个穿校服的男孩经过时停了几秒，问他在看什么。林遥把书页合上，说是一本讲夜里工作的人怎么安排生活的杂志。男孩点点头，跑向站口。十点五十五分，最后一班列车的提示音从地下传来，街边便利店开始清点货架，林遥合上本子，把杂志放回袋中。他经过垃圾桶时捡起一张被风吹落的收据，折好后放在桶盖上，随后沿着亮着蓝色招牌的街道往住处走去。空下来的花坛边只剩一杯没有喝完的热水，杯口还冒着一点白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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