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名女子在深圳公交站台阻止男子抽烟，随后和该男子发生争执。女子用饮料把男子手中的烟浇灭了，男子捡起剩下的饮料泼在女子身上。这起沸沸扬扬的“劝烟”事件，在联合调查组的通报中尘埃落定。劝烟女子未被拘留，吸烟男子被罚款，双方和解。但舆论场上，许多人依然在为“谁对谁错”争论不休。此事其实完全可以有另一种讲法：把每一件事拆开，各论各的。先说第一桩。公交站台是法定禁烟区，女子上前劝阻，这自然没问题，且理据充分。法律将维护公共空间的责任赋予每一位公民，她在捍卫《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白纸黑字的规定，也在保护自身不受二手烟侵害的基本权利。在“劝阻”这一行为切片上，她当然站得住脚。再说第二桩。劝阻无效之后，女子拿起饮料泼向吸烟者，这是错的。无论对方态度如何蛮横，主动向他人泼洒液体，在行为性质上即构成对他人人格的冒犯。这个“错”，不因劝阻吸烟的动机正当就自动消失。动机的正当，不能成为手段失当的永久豁免券，这是两笔必须分开清算的账。与之相对，男子的行为同样需要逐一切割。公交站台吸烟，违反了《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这是第一错。被劝阻后长时间辱骂对方，即便自认为受了冒犯，辱骂行为本身也逾越了法律界限，这是第二错。捡起杯子回掷，将事态推向进一步升级，这是第三错。双方的对与错，每一笔都要独立计算。不能因为这个女子泼了饮料，就合理化男子的辱骂和回掷；同样，也不能因为男子有错在先，就默认女子后续所有行为的合理性。我们习惯于在公共事件中寻找一个“整体上值得同情的人”，然后连她的过错也一并原谅；也习惯于锁定一个“整体上令人厌恶的人”，然后连他遭受的不平等对待也视作活该。这种心理惯性看似痛快，实则将是非揉成了一团。当是非可以被拆开清算时，一场街头冲突的责任归属便不再复杂。然而，在厘清是非之后，这起因劝烟发生的社会纠纷，也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一个普通市民在劝阻违法吸烟时，为何会从口头提醒走向行为冲突？这中间暴露出的，恰是控烟治理中长期存在的“九龙治水”式困局——法规写在纸上，但多个部门之间的响应衔接、执法协同，远未形成闭环。市民举报无门，违法者有恃无恐，守法者反而被推上冲突的第一线。当一个公民试图捍卫白纸黑字的法律时，却发现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嗓音和一瓶饮料，那么需要反思的，绝不仅仅是冲突双方的个人修养。控烟体系中的部门权责如何衔接、执法力量如何有效到场，才是这场风波留给城市治理的真正考题。
陈政高于1970年担任辽宁省海城县革委会政工组办事员；1978年任大连海运学院团委书记；1982年任辽宁省大连团市委常委、学校部部长；1985年任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副县长；1988年任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常委、副区长（主持工作）；1993年任辽宁省大连市副市长；1997年任辽宁省省长助理；1998年任辽宁省副省长；2003年任辽宁省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2008年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