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使用或扩散带有民族侮辱和性羞辱意味的词语来写

　　周三晚上十点半，城西环城河边的旧粮仓里，二十七岁的林楠还没有收摊。这里原本是堆放粮袋的仓房，近年改成了小型手作市集，木门外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写着“9I蘑菇制作厂”。林楠租下靠墙的一张长桌，做彩泥蘑菇、软陶钥匙扣和巴掌大的冰箱贴。她把红色圆帽一个个压出白点，再用细针挑去边缘多余的泥。桌角放着一只旧保温杯，杯身沾了几道蓝色颜料。夜里人少，偶尔有骑车经过的年轻人停下来，看她把一团不起眼的材料变成小摆件。十点四十分，一名穿校服的男孩在摊前挑了很久，拿起一只灰帽蘑菇问价。林楠没有催他，只把几只不同颜色的作品排成一行，让他比较大小和手感。男孩掏出零钱，买下那只灰帽蘑菇，又请她在底部刻上一个字母。林楠打开台灯，低头刻了近五分钟，刻刀划过软陶时发出细微的沙沙声。旁边摊位已经收起遮雨布，河对岸的便利店仍亮着白光。林楠说，白天她在一家广告公司画图，晚上来这里做自己喜欢的小物件，周末订单多时会忙到凌晨。她把当天做好的成品放进透明盒，再将没有完成的蘑菇半成品摆在桌面上晾着。十一点零五分，市集的广播提醒摊主准备清场，林楠关掉电烙笔，数了数剩下的十二件作品，把其中两件单独装进纸袋。纸袋上印着“9I蘑菇制作厂”，字样被她用红笔补过一遍。她推着折叠车走出旧粮仓时，河边的风把门牌吹得轻轻作响，几盏路灯照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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