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晚上9时40分，城南云汇广场一层的玻璃门已经关了大半，享利集团的蓝色招牌还亮在街角。门边站着一名穿灰色夹克的中年男子，他没有急着离开，正把一摞宣传单按大小重新分开。广场里只剩便利店和咖啡店还开着，自动扶梯每隔几分钟响一次，卷帘门落下时，金属摩擦声传到人行道上。男子把印有“享利集团”字样的纸张放进黑色文件袋，又从口袋里拿出一支记号笔，在袋面写下“周四，十点，三楼”。他写得很慢，写完后抬头看了一眼楼上的灯。三楼靠东的位置还有两间办公室亮着，窗帘没有完全拉上，里面摆着几张长桌，桌面上放着纸杯和矿泉水。男子随后走到广场出口，把几张被风吹到花坛边的纸捡起来，压在广告牌底下。晚风把他的夹克下摆吹得贴在身上，他一边整理纸张，一边听手机里的语音。声音不大，只能听见“明天上午”和“会议室”两个词。9时48分，清洁工推着垃圾车经过，他向对方让开位置，又把一只歪倒的纸箱扶正。路边的出租车亮着空车灯，司机降下车窗问他还要不要走。男子摇了摇头，说自己再等一会儿。几分钟后，他把文件袋夹在腋下，检查玻璃门旁的灯牌是否熄灭，确认门锁合上，才沿着广场外侧的窄路走向地铁口。地铁口上方的电子钟跳到9时56分，晚归的人提着便利店袋子从他身边经过，没有人停下来。对这座城市来说，这只是一个普通工作日的收尾；对他来说，手里的文件袋、尚未关闭的灯和第二天的安排，组成了夜班结束前必须完成的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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