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孙厚铭发于202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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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孙厚铭发于2026.8.10总第124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最近几个月,在段涛的诊室里,除了医生和患者,又出现了第三个角色。接诊时,他一边与患者交流,一边打开Med-Go,后者随即读取患者病史,提取并分析关键信息。遇到复杂病例时,段涛会参考系统给出的建议。Med-Go是一款医疗大模型,由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以下简称“东方医院”)的医生牵头研发。2025年初,60多岁的段涛见证了“DeepSeek时刻”。此前,他担任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多年,是国内知名的妇产科专家和医院管理者。AI的到来,让他思考医疗行业该如何变革。此前,东方医院院长陈义汉院士连续多年邀请他加入东方医院。直到2024年11月,Med-Go正式发布之后,他终于同意入局。2025年5月起,段涛担任东方医院妇产科主任、妇儿生殖医学部主任和医学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主任等职务,推动Med-Go嵌入医院信息系统,让AI在真实诊疗过程中不断迭代。在他看来,医生接受AI只是时间问题,但不少人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场变革已开始。7月30日,上海市政府发布《上海市卫生健康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卫生健康”应用场景在医疗机构的覆盖率达到100%。段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随着AI更深入地融入诊疗流程,基层医疗需求或将被分流,未来对基层医生的需求也可能减少。段涛本文图/受访者提供成为“超级个体”最近几个月,段涛在开会或者与人交谈时,经常在胸前挂着一枚“录音豆”,这是一个AI录音设备,可以记录谈话内容,自动转写成文字、提炼要点,并生成待办事项。不久前,他帮助一家医院的多个科室做上半年工作总结,复盘问题,并制订下一步计划。这些内容都被“录音豆”记录下来。他让AI去掉具体科室的个性化内容,提炼出一套适用于其他医院的复盘方法,很快便生成了六七千字的体系和框架。再早之前,他将过去几年发布的一千多篇医学科普文章和几千条视频“喂”给AI,让它学习自己的表达风格。如今,只要提供题目、方向和要点,AI很快就能生成初稿和视频脚本。关于医院管理经验,他将过去的文章、PPT和课程资料交给AI,让它按照畅销书的结构重新梳理。目前,十几万字的初稿已完成,大大节省了时间。对于AI,段涛是积极拥抱的。他在某医疗AI平台的“AI分身”上线半年,与16万名用户互动,回答了70多万个问题。对段涛而言,AI还是一个可以随时交流的对象。“对于一些医学问题,找到一个能力相近又能随时讨论的人,很难。”段涛认为,一些医生不愿意使用AI,是因为尚不清楚它已发展到什么程度。过去,大模型主要能提供对话问答,而如今,智能体可以进入临床工作流程。他介绍,Med-Go团队的研发路径是先打造医学垂类大模型,再开发专科大模型,最终形成面向具体临床任务的智能体。目前,东方医院正在同时开发40多个智能体。门诊智能体可以读取病历,给出辅助诊疗建议;在多学科会诊场景中,Med-Go系统会调度不同专科的子智能体分别提出意见。段涛认为,与大模型直接给出回答相比,多个智能体相互讨论后得出的结论,准确性更高。在段涛看来,医生与AI的协作大致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将AI作为工具,类似于使用电脑;第二阶段,将AI作为协同者,类似“副驾驶”;第三阶段,将AI视为团队成员,可以完全信任。目前,医疗AI正处于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期。段涛认为,AI可以帮助医生成为“超级个体”,大幅拓展能力边界。这样的医生须具备三方面能力:过硬的临床专业能力、应用AI的能力,以及打造个人IP的能力。医生一对一接诊,能服务的患者数量始终有限,AI则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今年3月,蚂蚁阿福向段涛“拜师”,经过专业知识训练后,这名“AI徒弟”在与患者交流时,已达到高年资医生的水平。“医生不一定都要成为‘超级个体’,但至少可以把它作为一种选择。”段涛说。“理论跑一千遍,不如实战中打一仗”Med-Go已嵌入东方医院的信息系统一年多,医生可以自主选择是否使用。最初,不少医生对这一系统仍持观望态度。段涛认为,一方面,是因为系统响应较慢,医生得到诊疗建议需等待20—40秒,“大模型运行本身需要时间,部署在医院后又受到算力限制”;另一方面,不同科室的科主任对于AI的态度也不同,“如果科主任不了解AI,不愿意尝试,科室的其他医生通常也不会使用”。最近一两个月,东方医院的妇产科和重症医学科开始试点,在医疗、教学、科研和管理等领域使用Med-Go。在质控管理中,Med-Go可以检查病历是否完整、诊疗流程是否规范。过去,质控是科主任最头疼的问题,即使天天盯着,同样的错误仍反复出现。在申报科研项目时,基于Med-Go的科研智能体有望快速生成质量较高的申请书框架。段涛认为,开发医疗AI,要站在医护人员的角度思考:他们平时有哪些不愿意做却不得不做,又很难做好的事情?如果AI能解决这些问题,他们自然会主动使用。他认为,Med-Go会经历四个阶段:从“能用”到“好用”再到“愿意用”,最终达到“离不开”。目前,Med-Go已从“能用”向“好用”阶段发展。医生开发医疗AI,具有天然优势。段涛介绍,国内不少医疗垂直大模型由科技公司主导开发,更多体现为工程师思维,虽然会招聘医生参与,但医生通常只是按照既定产品需求,参与数据标注等工作。而且,这些产品未必从医院和医生的实际需求出发。相比之下,Med-Go由医院和医生主导。医生先提出临床中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再与技术公司合作寻找实现路径,使产品具有更强的“医疗原生性”。Med-Go由东方医院急诊及重症医学中心主任张海涛牵头研发。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段涛既是医院管理者,又懂医学知识,能更敏锐地判断AI适合哪些医疗场景,并迅速推动项目落地。段涛没有追求完美主义,而是要求团队通过一个个“小闭环”快速迭代,在真实场景中检验和校正产品。“理论上跑一千遍,不如真正到实战中打一场仗。”段涛所在的妇产科,成为东方医院最早部署专科大模型的科室之一。团队以Med-Go为基础,正在开发产科垂类大模型OBsafe,汇集了585条产科指南和专家共识,以及20余本产科专业教材。“就像全科医生与专科医生有所区别,专科大模型对特定领域的知识掌握得更深入。”段涛说。目前,各地医院都在推进医学AI和智能体建设。张海涛认为,从技术上看,一个智能体的演示版本一个下午就能搭建出来。真正困难的是,它能否解决临床中的实际问题,并且足够安全。医疗AI面向的是严肃医疗场景中的医务人员。他们对结果的专业性、可解释性和可追溯性要求极高。给出足以令他们信服的回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医院自研医学大模型是一项风险极高的“苦活”,不仅要投入上千万元费用,最终结果也可能不确定。近期,各地医院和卫生健康部门陆续引进Med-Go。张海涛介绍,基层医院可以直接使用成熟产品,三甲医院则可以在Med-Go的基础上,共同开发符合自身优势和需求的智能体。“相当于我们先打好地基,他们再在上面盖房子。”“含人量”逐渐降低今年3月,Med-Go正式覆盖上海浦东新区4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上海之外,Med-Go已在江苏沭阳、山西忻州等地的30余家三甲医院部署使用。在基层医疗机构,医生常要面对同时患有多种疾病的老人,但是医生处理复杂疾病的能力相对有限。段涛介绍,Med-Go可以提醒医生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截至目前,在社区医院表现平稳的复诊和开药患者中,Med-Go识别出282例危重信息,占全部危重风险提示的八成以上。上海市浦东新区上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试点机构之一。该中心医疗管理科科长、全科医生王海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Med-Go可以生成患者健康画像,系统会汇总患者的基本信息及其在上级医院的诊疗记录,包括是否患有慢性病、是否接受过手术等。在接诊的初诊患者中,王海棠使用Med-Go的比例为两到三成。他认为,Med-Go掌握的医学知识已超过部分副高级职称医生。由于系统能提供诊疗思路,也可能将年轻医生的培养时间缩短一到两年。王海棠认为,Med-Go目前主要提升了诊疗质量,在提高医生工作效率方面还有提升空间。医生的大量时间花在与患者沟通和书写病历上。一名成熟的主治医师判断病情和确定治疗方案,可能只需要十几秒,但将主诉、病史等信息录入医院信息系统,往往需要5—10分钟。赵文荣是东方医院医学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人工智能复合型医师,负责对接Med-Go的临床需求与工程团队。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患者十分关注医疗费用,当不同治疗方案的疗效和安全性接近时,医生也要综合考虑患者的经济负担。在优化智能体的过程中,除了提升响应速度,团队也在探索将医保政策、药品价格等纳入考量。当Med-Go与医生的判断不一致时,最终决策权仍掌握在医生手中。段涛认为,在AI出现以前,医生犯错的情况同样并不少见。现阶段,并不是要让AI完全替代医生,而是要确保人在整个决策链条中不缺席。目前,医疗决策的“含人量”接近100%。随着AI能力提高,这一比例可能逐渐降至10%以内,医生在关键环节把关即可。段涛认为,AI让医院提质增效。在院外,对患者而言,可以在就诊前先向AI咨询,获得初步参考;完成检查后,也可以让AI解读报告,再与医生核对。AI对医疗的影响,将沿着这两条不同路径同时展开。段涛介绍,互联网改造了许多传统行业的商业模式。在流感季,患者通过外卖平台购买检测试剂盒,自行检测后,将结果提交给互联网医院的医生审核。医生开具处方后,药物配送到家,整个过程无须前往医院。很多人尚未意识到,AI也将沿着同样的路径,重新塑造医疗行业,互联网医院的模式也可能被颠覆,甚至被取代。不同科室受到的影响有所不同。但段涛认为,AI将改变各层级医疗机构的服务模式。即使在大型三甲医院,日常接诊的患者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普通病例。随着医疗决策“含人量”减少,未来需要的医生也会减少。目前,不少地方还在增加基层医生供给,但随着AI对医疗需求的分流,未来基层或许不再需要那么多医生和医疗机构。《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29期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汇丰控股上半年税前利润同比增长逾23%香港业务贡献超66%

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25日在成都举行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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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两起企业补税事件引起市场关注。一是湖北枝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被要求补税8500万元,因这笔税款被追溯至1994年,使得税务“倒查30年”成为舆论焦点。二是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月份收到当地税务要求补税5亿元的通知,最近企业宣布停产。上述两起事件,引起了一些企业人士的担忧。这些担忧包括是否存在全国性查税,不少企业担忧如果倒查多年需要补税,这对于经营困难的当下无疑是“雪上加霜”。跟多位省级、市级税务人士交流得知,目前并没有全国性查税部署。一些地方根据当地税收大数据风险提示等对个别企业查税,是日常工作,也是税务部门正常履职。毕竟税务部门主要负责税收、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发现偷逃税、少缴税行为,理应依法制止,否则就是渎职。(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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