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十点四十分，城西的安宁路地铁站B口，二十七岁的林晚站在一家小馄饨铺前。她刚结束商场的晚班，身上还穿着米白色工作衫，胸前别着一枚写有名字的牌子。雨停了，台阶边积着薄薄一层水，路灯把伞架和电动车的影子拉得很长。林晚没有急着回家。她把手机放在塑料桌角，点了一碗紫菜馄饨，又从帆布包里取出一本薄薄的账本。账本封面写着“五月天妹妹”，那是她读书时取的网名，如今仍用在社交平台和外卖备注里。她低头核对当天的支出：地铁六元，晚餐十六元，给母亲买药三十二元。每一笔都写得很整齐，金额后面还标着用途。店里的小电扇转得慢，汤锅冒出的白气落在玻璃窗上，街对面的便利店正在补货，纸箱一只只靠在墙边。林晚吃得很慢。她先把馄饨皮夹开，等里面的肉馅散热，再喝一口汤。手机亮了两次，都是同事发来的排班消息。她看完后没有立刻回复，只把明天的上班时间抄进账本。十点五十七分，站口的广播提醒末班车即将进站。林晚合上本子，给店主扫了码，又把一半汤留在碗里。她说自己晚上吃不了太多，剩下的汤可以留给清洁工。说完，她拎起帆布包，沿着湿漉漉的台阶往下走。站厅里人已经很少，自动售票机的蓝光照着她的鞋面。列车进站时，她站在黄色线后，低头看了一眼账本封面，随后把它收回包里。地铁门关闭，安宁路口重新安静下来，只剩馄饨铺的灯还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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