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早上七点四十分，广州体育西路地铁站换乘通道里，灯光刚刚全部亮起。一个穿深蓝长外套、戴浅灰头巾的穆斯林女人站在墙边，左手拎着保温杯，右手捏着一张折过几次的纸。她没有急着往前挤，而是低头确认纸上的地址，再抬头看指示牌。通道里人流不断，运动鞋踩过地砖，闸机一侧传来连续的提示音。她把纸折回口袋，从帆布包里取出手机，给同事发了一条消息，说自己已经到站，预计八点半前能赶到办公室。消息发出后，她又打开备忘录，默念当天要完成的三件事：整理表格、参加会议、把一份合同送到楼下前台。她的保温杯外壁沾着细小水珠，杯盖旁贴着一枚旧公交贴纸。列车进站时，风从隧道里涌出来，吹起她肩头的围巾。她伸手压住布料，跟着人群向前走了几步，在队伍变慢时停下来，让一名推着行李箱的乘客先通过。站台广播报出下一班车的方向，她抬头听完，又确认了一次手里的车票信息。七点四十七分，她走进车厢，站在车门旁的扶手边，把帆布包放到脚下。车门关闭后，穆斯林女人望向窗外不断后退的灯箱，拿出一支黑色签字笔，在纸张背面写下客户的电话号码。列车经过一段无信号区，她便把纸压在掌心，等到手机重新显示网络，再把号码存进通讯录。到达下一站前，她整理好头巾，检查外套拉链，又把保温杯放回包侧袋。车门打开，她随着人流走出站台，步子不快，却始终没有停下。地铁出口外，早餐摊已经摆好蒸笼，热气贴着玻璃升起。她看了一眼时间，七点五十六分，随后沿着写字楼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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