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一点四十分，城南一号线的安河路站刚结束一轮进站高峰，地铁口外的风把便利店门帘吹得一开一合。五十六岁的周师傅坐在出口旁的折叠凳上，面前摆着一台旧收音机、两把螺丝刀和一只装满电池的小铁盒。他白天在附近小区修家电，夜里常来这里替摊主看守一张窄桌，桌上压着几张手写的维修价目表，还有一块褪色的纸牌，写着67国语版几个字。纸牌原本属于街角一家录像厅，录像厅关门后，老板把它送给了周师傅。他舍不得丢，便把纸牌钉在桌边，久而久之，附近的人都知道这里是修老收音机、老随身听的小摊。十一点五十分，一位穿灰色校服外套的年轻人从地铁口出来，手里拎着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是一台银色录音机。年轻人说，这是外婆留下的，按键还能按下去，声音却只剩沙沙声，明天一早要带回邻城，想在今晚修好。周师傅接过机器，没有急着拆。他先把电池取出来，用袖口擦去接触片上的灰，再把磁带仓轻轻打开。站口上方的电子钟跳到零点，末班车的提示音从地下传来，旁边等车的人少了大半。周师傅用一根细棉签清理磁头，又从铁盒里挑出一节合适的电池。几分钟后，录音机里传出断断续续的女声，像隔着多年门缝飘出来。年轻人立刻低下头，笑了一下，说那是外婆教他认字时录的声音。周师傅没有多问，只把音量旋钮调到最合适的位置，再用胶带固定松动的电池盖。远处最后一班公交车驶过，车窗映出站口的灯。年轻人扫码付了三十元，周师傅却只收了二十，说旧机器不该按新机器的价钱算。纸牌上的67国语版被夜风吹得轻轻晃动，旁边奶茶店的店员收起门口的塑料牌，清洁工推着车经过，地面留下几道湿亮的水痕。零点二十分，年轻人把录音机贴在胸前，沿着人行天桥往南走。周师傅重新坐回凳子，打开自己的小收音机，里面正播着一首慢歌。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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