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傍晚六点半，东城区一间临街书店的靠窗位置，29岁的文艳正把一摞旧杂志按年份重新排好。她穿着浅灰色针织衫，头发用黑色发圈束在脑后，桌边放着一杯已经凉下来的乌龙茶。窗外是晚高峰，公交车在路口缓慢转弯，外卖骑手停在斑马线前等灯，写字楼里亮起一格格白光。文艳在这家书店做整理工作，每周三和周六值晚班，主要负责书架、借阅登记和店内留言板。六点四十分，她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折过两次的便签，展开后看了几秒。便签上只写着一句话：文艳是什么人。她没有立刻撕掉，而是拿起蓝色圆珠笔，在下面补了一行：“负责把今天的书放回原处的人。”写完，她把便签夹进留言板的透明夹层，又转身去整理儿童读物区。七点过五分，一位带着小女孩的父亲站到她面前，问三楼的绘本能不能带到一楼看。文艳点点头，领着两人走过窄楼梯。小女孩抱着一本绿色封面的故事书，边走边问她为什么书架要分颜色。她停在楼梯拐角，说，颜色是为了让人更快找到想找的书，真正重要的是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位置。回到柜台后，她继续登记归还的书。一本旅行随笔里夹着地铁票，一本菜谱中掉出超市小票，还有一本小说的书签停在最后一页。八点左右，店里人少了些，音响播起轻柔的钢琴曲。文艳把留言板上的纸条重新压平，拿手机拍下当晚的工作表，随后关掉窗边一盏台灯。她没有向旁人解释那句话，也没有把便签带走。九点闭店前，她检查了三遍门锁，把最后一盏灯留在收银台上。街上的车流还没有散去，书店玻璃映出她背着帆布包走远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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