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观察｜“暴力，美国的组成部分”——从“古德之死”透视美国执法暴力问题从“古德之死”到“普雷蒂之死”，短短17天内，相距不足两公里的两地，美国联邦执法机构相继造成两人死亡“古德之死”与近六年前的“弗洛伊德之死”，均发生在不足两公里的相近地点。五年多来，执法暴力让美国社会从“无法呼吸”演变为“漫长窒息”美国暴力执法问题由来已久，在种族歧视、贫富分化、枪支泛滥与制度性偏袒等社会痼疾的叠加作用下积重难返；又在共和、民主两党为争夺政治利益而相互攻讦的党争加剧中持续恶化西班牙《起义报》网站评论：“暴力，美国的组成部分”（）“街头屠杀”，反复上演的执法暴力惨剧“他很温和，善良，特别有同情心”“他总是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1月25日，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凛冽寒风中，当地居民悼念遭枪击身亡的亚历克斯·普雷蒂——一名曾奋战在重症监护室的护士。就在前一天，年仅37岁的她被美国执法人员开枪打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称，普雷蒂当时手持枪支靠近正在执勤的联邦执法人员，后者因遭受“暴力抵抗”而进行“防卫性开枪”。然而，目击者拍摄的视频迅速揭穿了这一说法：普雷蒂手中仅握着手机，画面中未显示其持有任何武器这已是明尼阿波利斯市本月发生的第二起移民执法引发的死亡事件。7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人员开枪击毙了美国公民蕾恩·妮科尔·古德。该事件发生地点距离2020年5月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跪颈执法”身亡的地点，仅约1.6公里联邦执法人员的暴力行为激怒了明尼阿波利斯市民。当地民众愤怒控诉，“这是街头屠杀！”“冷血处决令人不寒而栗……必须立即停止联邦暴力执法！”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莉迪娅·波尔格林发文指出：“在明尼阿波利斯，我看见一场内战。”“对于我们居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市附近的居民，ICE暴力执法行动让我们恐惧和愤怒。”明尼阿波利斯市民亚当·明特表示明特提到的ICE，于2003年由美国移民和归化局（INS）等机构整合组建，现为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规模最大的执法与边境管控机构。据德国《每日镜报》网站报道，自去年夏天以来，ICE执法人员在31起事件中动用枪支，导致11人伤亡，另有32人在羁押期间死亡，目前约有7万人正被关押在ICE的拘留设施中ICE不过是美国执法暴力的一角。根据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研究，每年约有25万人在执法过程中因不当行为受伤，另有超过600人死于执法人员之手。据“警察暴力地图”网站统计，2025年美国警方共导致1314人死亡，全年仅有6天未发生警方致人死亡的事件“国家暴力笼罩在美国街头。”《每日镜报》如此报道。美国《大西洋》月刊的评论文章指出，美国的执法文化已陷入崩溃，残暴与非人性化的观念深深根植于多个执法机构之中“恶性循环”：执法暴力的历史与社会成因美国执法暴力根植于深远的历史脉络，且与种族歧视、贫富悬殊、枪支滥用等多重问题相互缠绕，演化为一种“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美国的执法与警察制度起源可追溯至18世纪。当时，南方地区出现由白人组成的奴隶巡逻队，其职责是追捕逃亡的黑人奴隶，且在执行任务时被授权使用鞭打等暴力手段。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网站撰文指出，当今美国法律体系的深层结构仍与奴隶制有着深刻关联这一历史渊源使得美国执法体系自诞生之初便深植种族歧视的基因。19世纪，伴随城市化进程加速，犯罪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城市管理的核心挑战。1838年，美国首支警察队伍于波士顿设立，初衷在于缓解白人社群对公共安全的焦虑执法体系中的种族偏见致使暴力执法持续蔓延至今。数据显示，自2013年以来，非洲裔因警方执法死亡的概率是白人的2.8倍。“弗洛伊德之死”曾引发美国数十年来最广泛的抗议与动荡，然而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民调，五年多过去，近90%的受访者表示警民关系未见改善，甚至更趋恶化贫富差距为审视美国执法暴力提供了重要视角。美国警务公平中心研究员贾斯廷·费尔德曼表示，美国的贫穷白人群体同样面临执法暴力的风险。数据显示，社区贫困率与警察暴力致死率呈正相关，最贫困地区的警察暴力致死率比最富裕地区高出三倍以上美国执法体系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与阶级偏见，暴露了暴力执法实为社会结构性不平等的延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从历史到现实均可证明，警方维护的是“白人至上主义、经济等级制度以及边境限制”。而“边境限制”正是“古德之死”的核心关键词此外，美国枪支泛滥与警察暴力执法之间正陷入一种“暴力循环”。作为全球民间枪支持有量最高的国家，多家机构估计，2024年美国民间枪支数量约在4亿至5亿支之间，已超过其3.4亿人口总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教授迈克尔·谢拉-阿雷瓦洛指出，在枪支数量远超人口总数的美国，执法人员往往预设每一次行动都可能遭遇持枪者，这种认知深刻影响了警察的日常训练方式、执法心理状态以及武力使用规范“豁免护身符”：让暴力执法问责难上加难近年来，美国社会关于暴力执法的投诉层出不穷，但真正受到惩处的执法人员却少之又少。普雷蒂被射杀后，联邦政府第一时间便为执法者开脱。美国犯罪学家塞缪尔·沃克指出，美国执法体系最严重的弊端，在于始终未能建立对滥用暴力行为的长效问责机制美国学者指出，美国司法体系为执法行为提供了免责的“护身符”198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针对公职人员的“有限豁免权”原则，指出警察等公务人员若其行为未违背“一个理性人应知悉的宪法与法规”，便可免除责任。该规则存在诸多模糊地带，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实际操作中，通常需有“情节完全一致”的先例，方可认定执法人员行为违法。因此，在此类案件审理中，法院极少作出违法行为认定美国媒体指出，在近年来诸多针对警方执法不当的追责诉讼中，“有限豁免权”常被用作保护执法人员的“盾牌”。一些存在严重问题记录的警察正是借助这一机制长期留任，行为日渐失控。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前警员德雷克·肖万在实施“跪杀”弗洛伊德之前，已累计遭遇至少17起投诉，其中16起均未受到任何处罚便被撤销处理特朗普政府近日表示，射杀古德的ICE执法人员应“享有绝对豁免权”。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发文指出，所谓“绝对豁免权”意味着，所有涉及ICE执法行为的指控在进入调查取证阶段前即会被直接驳回，这一做法将从根本上颠覆现有执法规范，对美国执法体系造成更为深远的负面影响除司法“护身符”外，美国执法体系的问责机制亦被大幅弱化。根据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报告，该国警察系统分为联邦、州、县及地方四级，各级机构相互独立且拥有高度自主权，致使联邦层面的问责机制几乎失效，甚至连不当执法的相关信息都难以有效收集与掌握“仇恨撕裂”：政党对立加剧背景下的执法暴力从“我无法呼吸”，到“为古德伸张正义”，再到“喊出普雷蒂的名字”……怒火一再在美国蔓延。执法暴行屡禁不止，根源在于一个深陷政治对立泥潭的国家两起射杀事件发生后，两党在事件性质认定与调查权归属问题上争执不下：特朗普政府及共和党方面将普雷蒂和古德称为“本土恐怖分子”“职业煽动者”等，而民主党则批评执法部门滥用武力，双方均指责对方应对此负责有美媒评论，在移民问题高度政治化的背景下，共和党亟需为“强硬执法”提供辩护理由，民主党则将“暴力执法”作为攻击特朗普政府的利器。随着中期选举临近，两党纷纷急于证明自身立场的正当性，以推动议程、吸引摇摆选民，公共安全因此再度沦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两党对立持续激化社会敌意，为执法暴力埋下隐患。正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所评：“‘普雷蒂之死’并非孤立事件，而是长期矛盾积累的产物。”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报告指出，由党派纷争引发的社会分裂属于“情感极化”，而针对特定群体的贬低性话语，进一步助长了情绪对立，使愤怒更易演变为暴力如今，特朗普政府在实施强硬移民政策时，持续质疑少数族裔身份的合法性；与此同时，民主党为获取少数族裔选民支持，将执法机构描绘为种族压迫的工具。这种“双向妖魔化”的叙事加剧了社会的“情感极化”，进一步激化了执法人员与民众之间的对立愈演愈烈的党争使执法体系改革陷入停滞。弗洛伊德案引发关注后，民主党曾推动针对警察不当执法的问责法案，然而两党为各自政治利益在国会反复角力、彼此牵制，导致该法案迟迟无法通过。执法改革因此深陷党争泥潭，暴力执法问题难以根除，恶性循环持续上演“美国已成为一个被党争仇恨撕裂的国家。”美国《时代》周刊如此指出。频发的暴力执法、持续不断的两党对立，正是美国制度弊端与治理失效的最新体现，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未来的困惑与焦虑枪击致死引抗议，府县矛盾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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