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亿元理财资金到期后，余额竟仅余44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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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亿元理财资金到期后，余额竟仅余44万余元。据《南方日报》报道，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一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引发公众对一起理财资金“失踪”案件的广泛关注据媒体报道，2018年6月，某公证处与大连银行某分行签署协议，以1.8亿元购买该行理财产品。然而产品到期后未能如期兑付，账户资金几乎“蒸发”，仅余44万余元。此后，公证处提起诉讼，要求银行支付本金及利息，并赔偿相关损失一审和二审法院均以“涉嫌犯罪、先刑后民”为由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随后撤销原裁定，指令北京金融法院重新审理该案。舆论焦点随之集中在：本案中，银行是否应当担责？又该承担何种程度的责任？所谓“先刑后民”，通俗讲就是优先处理刑事犯罪问题，待刑事部分有结论后再处理民事纠纷。这并非法院认定银行对1.8亿账户资金“蒸发”无责，而是目前暂不受理民事案件，待刑事案件审结后，若公证处认为银行应担责，可另行提起诉讼，届时法院再行审理“先刑后民”显然对银行更为有利：一方面，若刑事程序已确认个人刑事责任，并通过追赃等途径挽回部分或全部客户损失，则在后续民事程序中，即便法院认定银行存在过错，其亦仅需承担补充责任；另一方面，刑事程序耗时较长，导致银行实际承担民事责任的时机被大幅延后因此，在此类案件中，银行通常会以“先刑后民”为由对抗民事诉讼。然而，从客户角度来看，“先刑后民”却存在明显不利。“先刑后民”延长了客户寻求公正的进程，待刑事程序完结后再向银行主张权利时，若对方财务状况发生重大变动，即便胜诉也难以实际追回损失当然，“对谁有利、对谁不利”仅是客观结果，并非法院裁决的依据。法院判断的唯一标准只能是：何种做法更符合法律，更能高效实现公平与正义该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所载事实表明，存在大量伪造的存款利息回单与对账单，以及冒用公证处会计签名等情况，证实确实发生了个人犯罪行为。然而，本案是否应当适用“先刑后民”原则？“先刑后民”原则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源自“刑事优先民事”的理念，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曾发挥一定作用。然而，该原则导致诉讼程序长期拖延，且对民事当事人的权益保障不足等问题逐渐凸显，后续司法解释也逐步对其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制早在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便通过司法解释指出，若发现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的犯罪线索，仍应继续审理民事纠纷；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则进一步明确，以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是否“同一事实”作为判断标准根据本案的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撤销一、二审法院裁定的理由在于：涉案的刑事与民事纠纷并非“同一事实”。民事部分主要涉及客户与银行之间储蓄存款合同的履行及违约问题，而刑事部分则针对嫌疑人冒用身份、伪造单据、擅自划转资金等行为。两者所涉主体不同、法律事实亦不相同，刑事案件的办理并不影响民事案件的独立审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定，既是对应有司法解释的重申，也是对机械遵循“先刑后民”原则的否定。例如本案，即便存在犯罪行为，个人需负刑事责任，银行是否担责亦不应因此拖延，无需待他人被追究刑责后再行判断，当前就应依法审理并作出定论这一裁决具有示范作用，清晰界定在“非同一事实”情形下，民事案件可独立进行审理，使当事人权益救济摆脱刑事程序的牵制，向公众释放出明确信号：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更应当及时实现从金融行业的视角来看，这同样是对银行职责的清晰划分。在处理金融纠纷时，作为专业机构，银行理应秉持更高的审慎义务，作为客户资金的安全守护者，必须切实守住风险底线，不能再以“先刑后民”为借口推诿责任、延迟履职1.8亿元理财资金到期后，竟只剩44万余元。据《南方日报》报道，近期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一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揭开了这起理财资金离奇失踪案的冰山一角，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据报，2018年6月，某公证处与大连银行某分行签订协议，以1.8亿元购入该行理财产品。产品到期后未能如期兑付，账户资金几乎“蒸发”，仅余44万余元。为此，公证处提起诉讼，要求银行支付本金及利息，并赔偿相关损失然而一审和二审法院均以“涉嫌犯罪、先刑后民”为由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最终撤销原裁定，并指令北京金融法院重新审理该案。公众关注的焦点也随之聚焦于：本案中，银行是否应当担责？若需担责，责任程度又应如何界定？所谓“先刑后民”，简单来说就是优先处理刑事犯罪问题，待其解决后再处理民事纠纷。这并非意味着法院认定银行对1.8亿账户资金“蒸发”无责，而是目前暂不受理民事部分，需等待刑事案件结论出炉；若公证处事后认为银行存在责任，仍可提起诉讼，届时法院将依法审理“先刑后民”显然对银行更有利。一方面，若刑事程序已确认个人刑事责任，通过追赃等措施，客户损失可部分或全部得以弥补，进入民事程序时，即便法院认定银行存在过错，其责任也仅为补充性质；另一方面，刑事程序耗时较长，直接导致银行承担民事责任的时机被大幅推迟因此，在此类案件中，银行常以“先刑后民”为由抗辩民事诉讼。然而从客户角度来看，“先刑后民”却存在明显不利。该原则导致维权进程被拖延，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寻求民事救济时，若对方经济状况已发生重大变化，即便胜诉也可能难以实际获得赔偿当然，“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只是客观结果，并非法院裁决的依据。（）法院判决的准绳只能是：何种做法符合法律规定，方能更高效地实现公平与正义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所载事实涉及大量伪造的存款利息回单与对账单，以及冒用公证处会计签名等情况，表明确实存在个人违法犯罪行为。然而，本案是否应当适用“先刑后民”原则，尚需审慎考量“先刑后民”原则始设于20世纪80年代，源自“刑事优先民事”的理念，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曾发挥过一定作用。然而，其导致诉讼进程延宕、民事当事人权益保障不足等弊端逐步凸显，此后相关司法解释陆续对该原则的适用进行了约束与调整早在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便通过司法解释指出，若发现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的犯罪线索，仍应继续审理民事纠纷；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则进一步明确，以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是否“同一事实”作为判断标准根据本案的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撤销一、二审法院裁定的理由在于：本案中的刑事与民事纠纷并非“同一事实”。民事部分关注的是客户与银行之间储蓄存款合同的履行及违约情形，而刑事部分针对的是嫌疑人冒用身份、伪造凭证、非法划转资金的行为。两者涉及的主体不同、法律事实亦不重合，因此刑事案件的办理并不影响民事案件的审理进程最高人民法院的表态，既重申了现行司法解释的精神，也明确否定了对“先刑后民”原则的机械适用。例如本案中，即便存在犯罪行为且个人应负刑事责任，银行是否担责也不必等到刑事案件结果出炉才予判断，当下即可启动审理并作出认定这一裁决具有示范性意义，明确在“非同一事实”情形下，民事案件可独立进行审理，使当事人权益救济摆脱了对刑事程序的依赖，向全社会释放出强烈信号：公正不仅必须实现，更要尽快实现从金融行业的视角看，这同样是对银行职责的清晰划分。在金融纠纷中，作为专业机构，银行理应履行更严格的注意义务，作为客户资金的守护者，必须筑牢安全防线，不能再以“先刑后民”为借口推诿责任、延宕履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浙江迈入“阅读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