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警扣押冰毒，私下贩卖案例揭示法律监督重要性

辅警扣押冰毒，私下贩卖案例揭示法律监督重要性。6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检察机关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并发布典型案例。其中一个案例是“刘某锐、陈某贩卖毒品案”。被告人刘某锐，1994年出生，原为某市辅警；被告人陈某，1990年出生，无业。2022年2月至7月间，刘某锐在担任辅警期间，利用职务之便私自扣留约30克甲基苯丙胺（冰毒）。他将其中一部分免费提供给陈某吸食，其余部分由陈某负责贩卖。陈某通过在某语音软件平台上出售语音礼物的方式，由购买礼物的不知情商家刷刘某锐的微信收款二维码付款，共计支付15900元。2023年6月12日，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检察院以盗窃罪和贩卖毒品罪对刘某锐提起公诉，以贩卖毒品罪对陈某提起公诉。同年9月5日，鹿泉区人民法院判处刘某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三万元；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二万元。同年9月12日，鹿泉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量刑明显不当，提出抗诉。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刘某锐提出上诉。同年12月12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抗诉和上诉，维持原判。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按审判监督程序抗诉。2024年5月7日，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发回鹿泉区人民法院重审。2025年6月6日，鹿泉区人民法院改判刘某锐有期徒刑七年十个月，并处罚金四万元；维持对陈某的判决。刘某锐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8月13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涉案毒品未当场查获，被告人供述前后矛盾，数量认定存在难点。检察机关审查发现，一审判决未根据资金交易流水与被告人前期供述推算的贩卖毒品数量，采信刘某锐不实供述，错误认定贩毒数量在10克以下，导致量刑畸轻。抗诉阶段，检察机关围绕交易流水、转账金额等理清刘、陈二人形成贩卖合意的时间脉络，认定刘某锐向陈某贩卖冰毒为10克以上。再审抗诉时，进一步通过获利数额等综合认定贩卖冰毒18.76克，夯实量刑升档的事实和证据基础。针对侦查阶段事实认定模糊、证据薄弱等问题，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深入案发单位实地核查，详细了解被扣押毒品的接收登记、保管存放流程及刘某锐的职责权限，收集固定有关证据材料，完善证据链条，为后续认定刘某锐系国家工作人员夯实基础。该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对于未查获毒品且客观性证据较少的案件，要注重通过上下游毒资往来、约定单价、交易习惯、毒品行情等综合判断毒品数量是否达到影响量刑档次的临界值。在深挖既有证据价值基础上，善于自行补充侦查，强化亲历性审查办案，准确认定毒品数量，确保认定事实准确，刑罚裁量适当。对于虽无正式编制但依法协助履行执法监管职责的辅助人员，应紧扣“从事公务”的行为特质，依法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对于确有错误的判决，要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的履职优势，全面准确厘清抗诉焦点，及时补强关键证据，必要时接续抗诉，依法推动纠错工作，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辅警扣押冰毒，私下贩卖案例揭示法律监督重要性。6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检察机关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并发布典型案例。其中一个案例是“刘某锐、陈某贩卖毒品案”。被告人刘某锐，1994年出生，原为某市辅警；被告人陈某，1990年出生，无业。2022年2月至7月间，刘某锐在担任辅警期间，利用职务之便私自扣留约30克甲基苯丙胺（冰毒）。他将其中一部分免费提供给陈某吸食，其余部分由陈某负责贩卖。陈某通过在某语音软件平台上出售语音礼物的方式，由购买礼物的不知情商家刷刘某锐的微信收款二维码付款，共计支付15900元。2023年6月12日，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检察院以盗窃罪和贩卖毒品罪对刘某锐提起公诉，以贩卖毒品罪对陈某提起公诉。同年9月5日，鹿泉区人民法院判处刘某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三万元；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二万元。同年9月12日，鹿泉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量刑明显不当，提出抗诉。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刘某锐提出上诉。同年12月12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抗诉和上诉，维持原判。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按审判监督程序抗诉。2024年5月7日，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发回鹿泉区人民法院重审。2025年6月6日，鹿泉区人民法院改判刘某锐有期徒刑七年十个月，并处罚金四万元；维持对陈某的判决。刘某锐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8月13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涉案毒品未当场查获，被告人供述前后矛盾，数量认定存在难点。检察机关审查发现，一审判决未根据资金交易流水与被告人前期供述推算的贩卖毒品数量，采信刘某锐不实供述，错误认定贩毒数量在10克以下，导致量刑畸轻。抗诉阶段，检察机关围绕交易流水、转账金额等理清刘、陈二人形成贩卖合意的时间脉络，认定刘某锐向陈某贩卖冰毒为10克以上。再审抗诉时，进一步通过获利数额等综合认定贩卖冰毒18.76克，夯实量刑升档的事实和证据基础。针对侦查阶段事实认定模糊、证据薄弱等问题，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深入案发单位实地核查，详细了解被扣押毒品的接收登记、保管存放流程及刘某锐的职责权限，收集固定有关证据材料，完善证据链条，为后续认定刘某锐系国家工作人员夯实基础。该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对于未查获毒品且客观性证据较少的案件，要注重通过上下游毒资往来、约定单价、交易习惯、毒品行情等综合判断毒品数量是否达到影响量刑档次的临界值。在深挖既有证据价值基础上，善于自行补充侦查，强化亲历性审查办案，准确认定毒品数量，确保认定事实准确，刑罚裁量适当。对于虽无正式编制但依法协助履行执法监管职责的辅助人员，应紧扣“从事公务”的行为特质，依法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对于确有错误的判决，要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的履职优势，全面准确厘清抗诉焦点，及时补强关键证据，必要时接续抗诉，依法推动纠错工作，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