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家庭监控

　　周六晚上七点四十分，城南文昌路的旧书店已经关了半扇卷帘门，六十二岁的店主周师傅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张皱掉的公交时刻表，另一只手把当天收来的旧报纸按年份分成几摞。路灯刚亮，雨后的地砖映着橘黄色的光，书店旁边的奶茶铺还在收拾桌椅。周师傅没有急着回家，他在等一位常来买报纸的年轻人，也在等一班本该七点二十五分到站的公交车。店门外摆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今日特价：旧杂志三本五元”，木牌背面是他孙女用黑色马克笔写的“传媒巨擘周师傅，专营过期头条”，字迹歪歪扭扭，旁边还画了一个戴眼镜的小人。几名下班路过的居民认出木牌，停下来翻看杂志。一个穿校服的男孩挑出一本讲城市建筑的画册，蹲在台阶上翻了十多页；一位拎菜篮的阿姨问周师傅，明天是否还收旧挂历。周师傅把报纸边角压平，说只要画面清楚、纸张没有霉味，就可以拿来换书。七点五十五分，公交车仍没出现，站牌下的人渐渐多起来。周师傅从店里搬出一张折叠凳，让一名抱孩子的女士先坐。他自己靠着门框，给年轻人发了一条短信，问对方还来不来取那本《城市地图》。手机屏幕的蓝光照在他脸上，他笑着说，做传媒巨擘也得守店，不能让好书在雨里受潮。八点零三分，公交车从路口慢慢驶来，车灯扫过木牌，那个夸张的称呼短暂地亮了一下。年轻人没有赶上车，周师傅把地图册用旧报纸包好，放进门边的纸箱，约他明晚再来。奶茶铺熄了灯，文昌路只剩车轮压过积水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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