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八点，广州体育西路地铁站D口，一名穿深蓝工装的中年男人坐在折叠凳上修伞。他把一盏夹灯固定在纸箱边，灯光照着桌面上的钳子、针线和一排拆开的伞骨。雨刚停，地砖还留着水印。男人没有招牌，只有脚边一只灰色帆布袋，袋面上印着都叫兽三个字，像是多年前留下的网名。他先检查伞柄，再把弯掉的伞骨压直。每个动作都很慢，手指却很稳。伞面上的水珠顺着折痕滑下来，落在他膝前的旧毛巾上。地铁进站的风一阵阵吹出，他抬手压住一张写着价目的硬纸片，继续穿针。桌角放着一只搪瓷杯，杯里是已经凉掉的茶。男人偶尔停下来，把伞撑开半边，借着灯光看接缝有没有漏光。修好一把，他就用蓝色记号笔在伞柄内侧写下日期，再把伞收紧，靠在墙边。站口广播响了几次，周围的商铺陆续关灯，便利店的白光落在他身上，把工装袖口的磨痕照得很清楚。他的摊位不大，只能放下六七把伞，旁边还摆着几枚旧拉链和几卷颜色不同的线。有人把坏伞放到桌上，男人抬头看一眼，伸手摸了摸伞骨，便在纸上记下需要更换的部件。纸上没有长篇说明，只有几行简单的字：换骨、补面、加固伞柄。八点四十，男人收起夹灯，把没有修完的伞逐一套进透明袋。他没有急着离开，又拿出一把黑伞，拆下伞顶的小帽，重新拧紧里面的螺丝。夜色从高架桥下压过来，站口的风变凉，他把帆布袋背到肩上，推着小车走向街角。车轮经过积水时发出轻响，桌面留下几根线头和一小片黑色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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