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双星耀世——三

目前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再次将人们的视线引向这个充满魅力和神秘的场域。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主题的展览，并非首次举办，但本次展览策展人提到的“研究性复原成果的3D打印件”让人眼前一亮，它们让考古发现中支离破碎的残片重新在太阳下闪闪发光。被掩埋的古蜀文明，如今正通过科技和当代人的认知而被重新建构和推断，缝合了我们与上古文明之间的裂痕。这次展览还专门为视障人士设置了可触摸的展品、展牌和展区，这何尝不是又一种“看见”？将3D打印技术运用在展览中，也预示着还原文物变得更容易。目前世界范围内盛行的博物馆开源扫描项目，为人们理解历史文化带来更深的认知维度，有助于我们厘清散落的碎片和文化脉络之间的关联。展览：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展期：展至2026年8月18日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戴冠纵目面具商图源/三星堆博物馆巫、萨满与面具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面积约12平方公里。展览的时间点始于1927年当地农民在月亮湾燕家院子发现玉石器，中间经过多次重要的考古活动，一直延续至2020年至2022年间的发掘。但至今占总面积的千分之二。金沙遗址位于四川成都，与三星堆相距40公里，面积约5平方公里。自1995年开展首次考古发掘以来，发掘面积大约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四。这两组数据足以说明，对应中原商代至西周时期的古蜀双星，仍有着巨大的考古潜力。如果有一天，3D打印件能以极高程度还原，这将意味着什么？无论结果是无限接近真相还是存在偏差，都是从符号解读到方法论的突破，有时方法论可能比发掘出的文物本身更为重要。在没有文献记载的史前学研究中，萨满和神话两个词占据了全球史叙述的核心位置。萨满，大致等于我们常说的巫。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初探》一书中认为，祭神的巫祝承担了神话的传布口诵之责。巫为“以舞降神者”，祝为“祭主赞词者”。张光直在《考古学专题六讲》第一讲《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中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的文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国语·楚语》中记载，楚昭王曾问观射父关于《周书》中“重、黎实使天地不通”一事，观射父在回答中提到“在男曰觋（xí），在女曰巫”，觋和巫就是萨满。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巫”并不是现代人通常理解的装神弄鬼。觋和巫具有超出常人的道德标准和能力，“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宜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大意是他们的智慧、圣明、目光、听觉都远超常人。这些特点对于我们理解接下来看到的萨满面部特征有帮助。到了近现代，西方神话大师约瑟夫·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一书中提出，全世界的神话和宗教故事都共享一个底层叙事结构，即“启程—启蒙—归来”的三幕循环。仔细想想，坎贝尔的关于“全世界”的设定恰好验证了“重”掌管天、“黎”负责地这种天地分治的认知同样是具有全球普遍性的。在他眼里，萨满是英雄旅程中的典范之一：他们经历了这三幕，最后成为部落的守护者。在罗伯特·莱顿著《艺术人类学》一书中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可能对我们理解此次展出的“纵目面具”有帮助。他写道：“萨满能在超自然世界看到因纽特宗教的各种神灵……萨满制作面具，将这些神灵绘在上面……将个人的幻象，转化成了群体共享的东西。”但是，这种转化往往需要他人的协助，“萨满有时会亲自操刀雕刻面具，但更多是雇用专业匠人。”其实这点很好理解，就像化妆，我们心中的模样，却未必能亲手在脸上呈现出来。莱顿接着写道：“文化传统既能为艺术家的创造力提供载体，又决定了他所能采取的形式，舍此他既不能思考，也不能表达自己。”莱顿在书中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约鲁巴人（非洲尼日利亚民族）阿巴坦制作陶器用于祭祀仪式，她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而是通过观看母亲的工作学会了这门手艺，她的母亲同样是以这种方式从外婆那里得到手艺。对此，莱顿写道：“阿巴坦融合了自己和母亲的风格，在多方面受到一种文化框架的制约，但她的陶器仍很容易看出她的个人风格。”这段话揭示了一个重要道理，那就是我们常说的“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文化传统在，模仿或传承或许真的不需要借助语言。祭祀、礼制与双星文明张光直先生指出的萨满式文明理论，加之中西方书籍对萨满的描述，对我们理解“双星”展品——尤其是本文开头提到的“研究性复原成果的3D打印件”起到了旁白作用，既交代背景，又串联起研究线索。萨满式文明与中国上古文明中把世界分成天、地、人、神等层次有关,天属神，地属民。许多仪式、宗教思想和行为的重要任务就是在世界不同层次之间进行沟通,沟通的人便是觋和巫（萨满）。此次展出的科研性复原成果3D打印件共有三件：“青铜神坛”“鸟足神像”和“青铜骑兽顶尊人像”，而“青铜大立人”和“一号青铜神树”均标注为复制品。文物3D打印和复制品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学者根据自己的认知和推断，在缺乏直接文献记载时的跨学科科研重构；后者是文物替身，是学者进行修复和铸造技术的模拟实验成果。3D打印件中的“青铜骑兽顶尊人像”能串联起展览中的诸多重要内容。展品通高约159厘米，由八号、三号和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兽、青铜骑姿顶尊人像、青铜大口尊拼合而成。从正面看，兽首上另有一立姿人像：头戴冠冕，双手呈持握姿态，身着斜襟长袍，脚蹬云头靴。在他后面是骑姿顶尊人像：粗眉大眼，双手呈合握姿态，身着饰云雷纹长袖对襟短衣、饰眼形纹裤装。立姿人像可能是驾驭神兽的“使者”，顶尊人像则是巫。萨满骑坐的神兽似马亦似犬，有学者认为它腰间的变形云纹其实是一种变形的翅膀。神兽是萨满的坐骑，带领他去完成一段坎贝尔眼中英雄的旅程。我们对这样的想象并不陌生，比如说《西游记》中的白龙马——它本是西海龙王三太子，天生具备腾云驾雾、御风飞行的能力。文物中人像跪坐的姿态揭示了古蜀与中原文化的联系：跪坐姿态由先秦时期上衣下裳、无裆裤的服饰形制所决定，也是商周时期人神之间标准的礼敬方式。双星中的跪坐与立姿，将抽象的神权和王权，转化为具体可见、可感的身体姿态。萨满头顶的是与实物等大的青铜大口尊，其肩部有垂龙、垂兽立体附饰。据记载，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铜尊，出土于郑州的二里岗文化。有学者认为，郑州商城铜尊在年代上属于商代前期，比对应商代晚期的三星堆铜尊要早一个阶段。展览展出了古蜀青铜器与其他地区的文化联系。关于青铜尊，展方写道：“青铜尊、青铜罍（léi）的造型、铸造工艺和装饰技法等，均源自中原和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青铜容器是早期中国礼制的核心。3D打印件是依靠科技打造而成的，当展方以出土文物为佐证，便让这些当代造物有了溯源依据和可信度。展览中2021年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兽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神兽胸口饰神树纹，额顶中央有一个小犄角，犄角正面有一个双膝跪地、双手呈持握姿态的浮雕人像，犄角顶端有一小型立人像，整体身姿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相似，身形修长，头戴双尖冠，双手呈持握姿态，身着斜襟长袍，该器物与三号祭祀坑出土顶尊跪坐人像可拼合为一件器物。”这一小段对出土文物的描述，指向了几条重要的信息：神兽胸口的神树纹与展品“一号青铜神树”的形式相似。如果说“一号青铜神树”是沟通天地的“天梯”，代表万物有灵的信仰，那么神兽想必也承载着相同的寓意。“一号青铜神树”是最为人熟知的明星展品。树分三层，每层三枝，树枝上有花朵，花朵上有面朝外侧的立鸟。树的下端是绳索状龙身，龙缘树而下，前足落于底圈之上。“神树连接天地，沟通人神，神灵缘此降世，巫师借此登天。”在这句话中，神树的结构同样指向文章开头提到的萨满式的文明。看着这棵神树，我想到坎贝尔在《指引生命的神话》一书中所写的“动物是人类的老师”这句话。在旧石器时代漫长的数千年里，飞禽野兽是常伴人类左右的近邻。动物用自身的生活方式，向人类展示自然的力量和自然形态的形成规律。如果你从最朴素的视角去解读这棵树，所感知到的精神世界或许会更贴合彼时人们的认知状态。人类渴望像鸟一般敏锐、强健和机灵，既能栖身于陆地，又能自由翱翔至神灵居住的天界和太阳出没的苍穹，这份向往至今未变。神兽头顶的小型立人像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造型相似，身份同样高贵，因其袍子下端的纹饰是与“璋”有关的扉牙纹，纹饰揭示了人物的身份。“璋”是礼器，玉璋在当时的祭祀活动中可能是作为祭祀山川的礼器。与明星展品“青铜大立人”相似的青铜立人，在金沙遗址中也能看到。虽然体型悬殊，但金沙立人是与三星堆立人同属一脉、先后相续的重要物证。有学者认为金沙立人头上的冠饰实为代表日冕的“太阳帽”，表现的是在日食过程中祭祀太阳神的一种形象。此外，出土环境明确指向祭祀用途的“太阳神鸟金饰”也将于6月中旬进行展出。除了青铜神兽，与3D打印件“青铜骑兽顶尊人像”相关的展出文物还有：1986年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盛有大量海贝和玉器的青铜尊、2021年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兽（无立人），以及1986年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喇叭座顶尊跪坐青铜人像”等。特别是这件“喇叭座顶尊跪坐青铜人像”，体积不大，观者寥寥，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展介上写道：“由喇叭形座和跪坐顶尊人像两部分组成。底座环周为镂空花纹,座顶以补铸法铸成头上顶尊的跪坐人像。人像上身裸露，下身着裙，腰间系带，腹前纽套中插觿（xī）。一般认为，此或系表现巫师跪于山巅顶尊献祭的情形。”觿，可能是举行祭祀仪式时的重要法器。巫师用它象征性地“解除”人与神之间的沟通障碍。因为人像双乳突出，因此有学者推测其为一位女巫。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展方将女性在山川祭祀中是否占主导地位的思考，抛给了观众。人类永恒追求“看见”不再受限说到人们对三星堆与金沙这两处古蜀文明，“异样感”总归是绕不过去。尤其是三星堆出土的戴冠纵目面具，如此规模如此形制的远古面具，大概率只有在三星堆才能看到。用句网络流行语来说，就是“夯”到爆。什么是纵目？纵目就是放开视野，成语“纵目四顾”就是最好的佐证。此面具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向前伸出约10厘米圆柱状的眼球、鸟翼形向两侧展开的耳朵，以及额正中高约70厘米的夔龙形额饰，中间是刀片形羽翼。其基本特征与三星堆其他铜器的人首鸟形人像相近，表明他是神而非人。1986年，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中出土有三件铜纵目兽面具，一大两小。此次展出的是两小件，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三星堆博物馆。戴冠纵目面具可能被固定在神坛、木柱或其他祭祀装置上，与古蜀人的祭拜活动密切相关。学者结合蜀字的古代写法研究发现，其中有着巨大眼目的立人和勾卷身尾的龙造型，与面具侧视图形高度相似。学者们同时认为，面具的眼目代表日冕。据此不难想象，“蜀”与太阳在面具上合二为一了。如果这一形象确为神祇，那么面具想传递出的可能就是蜀人的祖先“蚕丛”和太阳神合二为一的寓意。古人虽然不懂光合作用的科学原理，但深知万物生长靠太阳，太阳是生命的源泉。如果仅仅是为了突出表现眼睛，古蜀青铜面具和头像上的眼部造型已经足够让人过目难忘了。但眼睛没有思考能力，只能接受视觉信息，而我们的大脑虽可以主动思考但又无法同时处理视野里的一切图像，所以，我们只能看到和记住那些被意识捕捉到的事物，这让普通人的“观看”受到局限。而面具向前伸出10厘米的眼球是不是在提醒我们，它可以主动捕捉视野中的一切？“看见”不再受到意识的局限。展览中还有多件菱形中有凸起眼球造型的“青铜眼形器”和空心且底部有孔的青铜眼泡。金沙遗址出土的眼泡与戴冠纵目面具的柱状眼珠极为相似，更重要的是展介中这样一句表述：“部分眼泡内出土海贝和玉珠。”这一发现大概可印证，古蜀人有“眼睛神性”的信仰。这件戴冠纵目面具颇具未来感：眼睛和耳朵所代表的超自然感知能力，仿佛上古神灵已然能置身于VR设备般的沉浸式场景，并互动其中。早在数千年前，双星文明早已将眼睛看成了拥有独立意志的“视觉主体”，超脱于虚实之外。相信有一天，我们的艺术理论能让现代人坚信，肉眼未能窥见的世界，同样有声有色、生动鲜活。行文至此，关于观览者如何欣赏双星展，我想其中的关键莫过于像学者那样去勇敢“脑补”，展览已为我们提供了足够多的线索。本文开篇提到的张光直《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核心主旨是探究中国上古史和世界史的关系。文章在结论中写道：“根据中国上古史，我们可以清楚、有力地揭示人类历史变迁的新的法则。”由此提出中国上古史的意义，在于“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法则作出加强或甚至改进”。未来从不是凭空而来，我们的上古史为世界探寻人类发展脉络，留下了宝贵的实证和自信。目前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再次将人们的视线引向这个充满魅力和神秘的场域。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主题的展览，并非首次举办，但本次展览策展人提到的“研究性复原成果的3D打印件”让人眼前一亮，它们让考古发现中支离破碎的残片重新在太阳下闪闪发光。被掩埋的古蜀文明，如今正通过科技和当代人的认知而被重新建构和推断，缝合了我们与上古文明之间的裂痕。这次展览还专门为视障人士设置了可触摸的展品、展牌和展区，这何尝不是又一种“看见”？将3D打印技术运用在展览中，也预示着还原文物变得更容易。目前世界范围内盛行的博物馆开源扫描项目，为人们理解历史文化带来更深的认知维度，有助于我们厘清散落的碎片和文化脉络之间的关联。展览：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展期：展至2026年8月18日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戴冠纵目面具商图源/三星堆博物馆巫、萨满与面具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面积约12平方公里。展览的时间点始于1927年当地农民在月亮湾燕家院子发现玉石器，中间经过多次重要的考古活动，一直延续至2020年至2022年间的发掘。但至今占总面积的千分之二。金沙遗址位于四川成都，与三星堆相距40公里，面积约5平方公里。自1995年开展首次考古发掘以来，发掘面积大约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四。这两组数据足以说明，对应中原商代至西周时期的古蜀双星，仍有着巨大的考古潜力。如果有一天，3D打印件能以极高程度还原，这将意味着什么？无论结果是无限接近真相还是存在偏差，都是从符号解读到方法论的突破，有时方法论可能比发掘出的文物本身更为重要。在没有文献记载的史前学研究中，萨满和神话两个词占据了全球史叙述的核心位置。萨满，大致等于我们常说的巫。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初探》一书中认为，祭神的巫祝承担了神话的传布口诵之责。巫为“以舞降神者”，祝为“祭主赞词者”。张光直在《考古学专题六讲》第一讲《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中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的文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国语·楚语》中记载，楚昭王曾问观射父关于《周书》中“重、黎实使天地不通”一事，观射父在回答中提到“在男曰觋（xí），在女曰巫”，觋和巫就是萨满。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巫”并不是现代人通常理解的装神弄鬼。觋和巫具有超出常人的道德标准和能力，“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宜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大意是他们的智慧、圣明、目光、听觉都远超常人。这些特点对于我们理解接下来看到的萨满面部特征有帮助。到了近现代，西方神话大师约瑟夫·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一书中提出，全世界的神话和宗教故事都共享一个底层叙事结构，即“启程—启蒙—归来”的三幕循环。仔细想想，坎贝尔的关于“全世界”的设定恰好验证了“重”掌管天、“黎”负责地这种天地分治的认知同样是具有全球普遍性的。在他眼里，萨满是英雄旅程中的典范之一：他们经历了这三幕，最后成为部落的守护者。在罗伯特·莱顿著《艺术人类学》一书中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可能对我们理解此次展出的“纵目面具”有帮助。他写道：“萨满能在超自然世界看到因纽特宗教的各种神灵……萨满制作面具，将这些神灵绘在上面……将个人的幻象，转化成了群体共享的东西。”但是，这种转化往往需要他人的协助，“萨满有时会亲自操刀雕刻面具，但更多是雇用专业匠人。”其实这点很好理解，就像化妆，我们心中的模样，却未必能亲手在脸上呈现出来。莱顿接着写道：“文化传统既能为艺术家的创造力提供载体，又决定了他所能采取的形式，舍此他既不能思考，也不能表达自己。”莱顿在书中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约鲁巴人（非洲尼日利亚民族）阿巴坦制作陶器用于祭祀仪式，她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而是通过观看母亲的工作学会了这门手艺，她的母亲同样是以这种方式从外婆那里得到手艺。对此，莱顿写道：“阿巴坦融合了自己和母亲的风格，在多方面受到一种文化框架的制约，但她的陶器仍很容易看出她的个人风格。”这段话揭示了一个重要道理，那就是我们常说的“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文化传统在，模仿或传承或许真的不需要借助语言。祭祀、礼制与双星文明张光直先生指出的萨满式文明理论，加之中西方书籍对萨满的描述，对我们理解“双星”展品——尤其是本文开头提到的“研究性复原成果的3D打印件”起到了旁白作用，既交代背景，又串联起研究线索。萨满式文明与中国上古文明中把世界分成天、地、人、神等层次有关,天属神，地属民。许多仪式、宗教思想和行为的重要任务就是在世界不同层次之间进行沟通,沟通的人便是觋和巫（萨满）。此次展出的科研性复原成果3D打印件共有三件：“青铜神坛”“鸟足神像”和“青铜骑兽顶尊人像”，而“青铜大立人”和“一号青铜神树”均标注为复制品。文物3D打印和复制品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学者根据自己的认知和推断，在缺乏直接文献记载时的跨学科科研重构；后者是文物替身，是学者进行修复和铸造技术的模拟实验成果。3D打印件中的“青铜骑兽顶尊人像”能串联起展览中的诸多重要内容。展品通高约159厘米，由八号、三号和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兽、青铜骑姿顶尊人像、青铜大口尊拼合而成。从正面看，兽首上另有一立姿人像：头戴冠冕，双手呈持握姿态，身着斜襟长袍，脚蹬云头靴。在他后面是骑姿顶尊人像：粗眉大眼，双手呈合握姿态，身着饰云雷纹长袖对襟短衣、饰眼形纹裤装。立姿人像可能是驾驭神兽的“使者”，顶尊人像则是巫。萨满骑坐的神兽似马亦似犬，有学者认为它腰间的变形云纹其实是一种变形的翅膀。神兽是萨满的坐骑，带领他去完成一段坎贝尔眼中英雄的旅程。我们对这样的想象并不陌生，比如说《西游记》中的白龙马——它本是西海龙王三太子，天生具备腾云驾雾、御风飞行的能力。文物中人像跪坐的姿态揭示了古蜀与中原文化的联系：跪坐姿态由先秦时期上衣下裳、无裆裤的服饰形制所决定，也是商周时期人神之间标准的礼敬方式。双星中的跪坐与立姿，将抽象的神权和王权，转化为具体可见、可感的身体姿态。萨满头顶的是与实物等大的青铜大口尊，其肩部有垂龙、垂兽立体附饰。据记载，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铜尊，出土于郑州的二里岗文化。有学者认为，郑州商城铜尊在年代上属于商代前期，比对应商代晚期的三星堆铜尊要早一个阶段。展览展出了古蜀青铜器与其他地区的文化联系。关于青铜尊，展方写道：“青铜尊、青铜罍（léi）的造型、铸造工艺和装饰技法等，均源自中原和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青铜容器是早期中国礼制的核心。3D打印件是依靠科技打造而成的，当展方以出土文物为佐证，便让这些当代造物有了溯源依据和可信度。展览中2021年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兽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神兽胸口饰神树纹，额顶中央有一个小犄角，犄角正面有一个双膝跪地、双手呈持握姿态的浮雕人像，犄角顶端有一小型立人像，整体身姿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相似，身形修长，头戴双尖冠，双手呈持握姿态，身着斜襟长袍，该器物与三号祭祀坑出土顶尊跪坐人像可拼合为一件器物。”这一小段对出土文物的描述，指向了几条重要的信息：神兽胸口的神树纹与展品“一号青铜神树”的形式相似。如果说“一号青铜神树”是沟通天地的“天梯”，代表万物有灵的信仰，那么神兽想必也承载着相同的寓意。“一号青铜神树”是最为人熟知的明星展品。树分三层，每层三枝，树枝上有花朵，花朵上有面朝外侧的立鸟。树的下端是绳索状龙身，龙缘树而下，前足落于底圈之上。“神树连接天地，沟通人神，神灵缘此降世，巫师借此登天。”在这句话中，神树的结构同样指向文章开头提到的萨满式的文明。看着这棵神树，我想到坎贝尔在《指引生命的神话》一书中所写的“动物是人类的老师”这句话。在旧石器时代漫长的数千年里，飞禽野兽是常伴人类左右的近邻。动物用自身的生活方式，向人类展示自然的力量和自然形态的形成规律。如果你从最朴素的视角去解读这棵树，所感知到的精神世界或许会更贴合彼时人们的认知状态。人类渴望像鸟一般敏锐、强健和机灵，既能栖身于陆地，又能自由翱翔至神灵居住的天界和太阳出没的苍穹，这份向往至今未变。神兽头顶的小型立人像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造型相似，身份同样高贵，因其袍子下端的纹饰是与“璋”有关的扉牙纹，纹饰揭示了人物的身份。“璋”是礼器，玉璋在当时的祭祀活动中可能是作为祭祀山川的礼器。与明星展品“青铜大立人”相似的青铜立人，在金沙遗址中也能看到。虽然体型悬殊，但金沙立人是与三星堆立人同属一脉、先后相续的重要物证。有学者认为金沙立人头上的冠饰实为代表日冕的“太阳帽”，表现的是在日食过程中祭祀太阳神的一种形象。此外，出土环境明确指向祭祀用途的“太阳神鸟金饰”也将于6月中旬进行展出。除了青铜神兽，与3D打印件“青铜骑兽顶尊人像”相关的展出文物还有：1986年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盛有大量海贝和玉器的青铜尊、2021年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兽（无立人），以及1986年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喇叭座顶尊跪坐青铜人像”等。特别是这件“喇叭座顶尊跪坐青铜人像”，体积不大，观者寥寥，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展介上写道：“由喇叭形座和跪坐顶尊人像两部分组成。底座环周为镂空花纹,座顶以补铸法铸成头上顶尊的跪坐人像。人像上身裸露，下身着裙，腰间系带，腹前纽套中插觿（xī）。一般认为，此或系表现巫师跪于山巅顶尊献祭的情形。”觿，可能是举行祭祀仪式时的重要法器。巫师用它象征性地“解除”人与神之间的沟通障碍。因为人像双乳突出，因此有学者推测其为一位女巫。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展方将女性在山川祭祀中是否占主导地位的思考，抛给了观众。人类永恒追求“看见”不再受限说到人们对三星堆与金沙这两处古蜀文明，“异样感”总归是绕不过去。尤其是三星堆出土的戴冠纵目面具，如此规模如此形制的远古面具，大概率只有在三星堆才能看到。用句网络流行语来说，就是“夯”到爆。什么是纵目？纵目就是放开视野，成语“纵目四顾”就是最好的佐证。此面具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向前伸出约10厘米圆柱状的眼球、鸟翼形向两侧展开的耳朵，以及额正中高约70厘米的夔龙形额饰，中间是刀片形羽翼。其基本特征与三星堆其他铜器的人首鸟形人像相近，表明他是神而非人。1986年，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中出土有三件铜纵目兽面具，一大两小。此次展出的是两小件，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三星堆博物馆。戴冠纵目面具可能被固定在神坛、木柱或其他祭祀装置上，与古蜀人的祭拜活动密切相关。学者结合蜀字的古代写法研究发现，其中有着巨大眼目的立人和勾卷身尾的龙造型，与面具侧视图形高度相似。学者们同时认为，面具的眼目代表日冕。据此不难想象，“蜀”与太阳在面具上合二为一了。如果这一形象确为神祇，那么面具想传递出的可能就是蜀人的祖先“蚕丛”和太阳神合二为一的寓意。古人虽然不懂光合作用的科学原理，但深知万物生长靠太阳，太阳是生命的源泉。如果仅仅是为了突出表现眼睛，古蜀青铜面具和头像上的眼部造型已经足够让人过目难忘了。但眼睛没有思考能力，只能接受视觉信息，而我们的大脑虽可以主动思考但又无法同时处理视野里的一切图像，所以，我们只能看到和记住那些被意识捕捉到的事物，这让普通人的“观看”受到局限。而面具向前伸出10厘米的眼球是不是在提醒我们，它可以主动捕捉视野中的一切？“看见”不再受到意识的局限。展览中还有多件菱形中有凸起眼球造型的“青铜眼形器”和空心且底部有孔的青铜眼泡。金沙遗址出土的眼泡与戴冠纵目面具的柱状眼珠极为相似，更重要的是展介中这样一句表述：“部分眼泡内出土海贝和玉珠。”这一发现大概可印证，古蜀人有“眼睛神性”的信仰。这件戴冠纵目面具颇具未来感：眼睛和耳朵所代表的超自然感知能力，仿佛上古神灵已然能置身于VR设备般的沉浸式场景，并互动其中。早在数千年前，双星文明早已将眼睛看成了拥有独立意志的“视觉主体”，超脱于虚实之外。相信有一天，我们的艺术理论能让现代人坚信，肉眼未能窥见的世界，同样有声有色、生动鲜活。行文至此，关于观览者如何欣赏双星展，我想其中的关键莫过于像学者那样去勇敢“脑补”，展览已为我们提供了足够多的线索。本文开篇提到的张光直《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核心主旨是探究中国上古史和世界史的关系。文章在结论中写道：“根据中国上古史，我们可以清楚、有力地揭示人类历史变迁的新的法则。”由此提出中国上古史的意义，在于“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法则作出加强或甚至改进”。未来从不是凭空而来，我们的上古史为世界探寻人类发展脉络，留下了宝贵的实证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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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钟自然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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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瀚明进一步分析，西安接近中国的几何中心，这样的地理位置飞国内任何地方都很便利。加上西安产业发达，又是旅游胜地，这些因素让西安国内客流常年处于高位，间接影响了打造国际枢纽的必要性。此外，也是因为接近国内几何中心，西安无论哪个方向的洲际航线，都得使用宽体机。二线枢纽用宽体机飞国际线，往往存在客流不足、上座率不高的情况。
3. 　　常年打球的张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郑钦文夺冠前的这几年，网球运动在大众层面一直是向上走的态势，加入网球运动行列中的人不断增多。”张先生分析，这也许跟网球是隔网运动有关，因此在疫情期间受到欢迎。
4. 　　近些年我们也能看到这些举措，中国推出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有不少是长期执行的制度性政策。比如为消除重复征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增值税基本税率从17%降至13%；个人所得税也通过扩大税率级距、增加专项附加扣除、提高起征点，实际降低了税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等。
5. 　　去年，民航局、国家发改委联合发文《关于推进国际航空枢纽建设的指导意见》，画出国际航空枢纽的蓝图，提出“3+7+N”国际航空枢纽功能体系。
6. 　　携程集团副总裁秦静认为，随着这一政策的施行，将加速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旅游交流及经贸互动。同时，政策也将惠及在澳大利亚生活的逾百万华人华侨，使得他们回国探亲或旅游的过程更为简便顺畅。秦静指出，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中国与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合作潜力巨大，未来也期盼在旅游领域激发更强劲的合作动力。
7. 　　最近两起企业补税事件引起市场关注。一是湖北枝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被要求补税8500万元，因这笔税款被追溯至1994年，使得税务“倒查30年”成为舆论焦点。二是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月份收到当地税务要求补税5亿元的通知，最近企业宣布停产。上述两起事件，引起了一些企业人士的担忧。这些担忧包括是否存在全国性查税，不少企业担忧如果倒查多年需要补税，这对于经营困难的当下无疑是“雪上加霜”。跟多位省级、市级税务人士交流得知，目前并没有全国性查税部署。一些地方根据当地税收大数据风险提示等对个别企业查税，是日常工作，也是税务部门正常履职。毕竟税务部门主要负责税收、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发现偷逃税、少缴税行为，理应依法制止，否则就是渎职。（第一财经）
8. 　　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严格要求自己，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强化“国家队”意识，努力以优秀作品向着艺术“高峰”不断攀登。

　　详细剖析两个企业补税案例，也能一定程度上消除上述担忧。枝江酒业之所以被要求补缴8500万元消费税，直接原因是审计部门发现问题，税务部门据此执行。

　　坚持因地制宜、科学抗旱，河库灌区及时开闸放水，增加流量，采取疏通渠道、维修涵闸等措施，做到远送多浇、有水可浇；引黄灌区根据抗旱需水情况，及时开闸放水，争取多引黄河水；平原灌区发挥机电井作用，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机井通电，并组织投入各类排灌机械179.4万台，努力增加抗旱播种面积。丘陵岗区利用坑、塘、堰、坝等小型水利工程组织抗旱播种。夏播以来，全省累计抗旱浇水7977.3万亩次，播种进度与常年相当。

晚高峰地铁站里有人提到ww12381.cn

　　“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资源，优化完善创新资源布局，努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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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钟自然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