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26年第一季度）》显示，3月末，绿色贷款同比增长17.6%。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低碳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当前，绿色金融支持低碳转型效果如何？还存在哪些薄弱环节？记者就有关问题采访了业内专家。优化机制补短板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将绿色金融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之一。为加大对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支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2025年年初联合发布《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将“深化绿色金融机制建设”作为重点任务，意味着绿色金融竞争的核心不只是产品竞争，还包含制度能力和专业能力竞争。此外，《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统一适用于各类绿色金融产品，有助于做好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等产品标准衔接。随着我国绿色金融的激励约束机制持续完善，我国绿色信贷正呈现规模化、高速化发展态势。2026年一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1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兴业碳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钱立华表示，在约束机制方面，我国主要构建了绿色金融相关统计制度和金融机构绿色金融相关评价制度，主要面向银行金融机构，以带动我国绿色信贷持续规模化发展。激励机制方面，人民银行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货币政策陆续出台，包括将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纳入人民银行合格抵押品范围，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等，也促进了绿色金融市场规模增长。我国绿色金融快速发展的同时，实践中面临的一些挑战仍不容忽视。中央财经大学双碳与金融研究中心业务执行负责人吴倩茜表示，当前制约绿色信贷投放的短板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标准与数据尚未完全打通，金融机构容易出现“能认定、难核验”“能投放、难评价”的问题；二是项目组织和场景转化能力不足，政策要求难以转化为可审查、可授信、可持续的金融业务；三是激励约束协同性仍需提升，绿色项目正外部性突出，前期投入大、回收周期长，仅靠商业信贷难以完全覆盖风险收益缺口。推动绿色资金规模优势转化为企业转型实效和环境提升绩效，金融机构更需“投得准、管得住、有效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锦涛表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已从规模扩张过渡到质量提升，绿色金融的关键是通过制度机制把金融资源持续、精准、安全地引向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领域。比如，通过完善绿色金融考核评价，把绿色金融的“量”与“质”结合起来，不只看贷款余额，还要看减排绩效、资金投向、风险表现和可持续性。推动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第三方认证机构之间的合作，真正把绿色金融从单一融资工具升级为绿色转型的制度基础设施。创新产品与服务“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并进一步强调“有序推进碳金融产品和衍生工具创新，健全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考核评价体系，鼓励提升绿色低碳领域投资比例”。刘锦涛表示，这表明绿色金融已进入从单一信贷支持向综合金融服务转变的新阶段。过去绿色金融主要依靠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等传统工具，解决了很多清洁能源、绿色交通、节能环保项目的融资问题。面向“十五五”时期，绿色转型的融资需求更复杂，既包括新能源、储能、电网等增量产业新增投资，也包括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消费、气候适应等领域。目前，我国绿色金融市场以间接融资为主，绿色信贷余额占我国绿色金融规模的比例较大，还需拓宽各类主体融资渠道。此外，部分金融机构的产品同质化较为普遍，很多机构仍以绿色贷款为主，碳市场、绿证等环境权益的金融属性和发展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刘锦涛表示，加快金融产品创新才能更好适配低碳转型需求。创新转型产品，大力发展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转型债券、碳减排绩效挂钩融资等，将融资成本与企业减排目标、能耗强度、碳强度下降相连接，支持传统产业边生产、边改造、边降碳。首都师范大学信用立法研究中心研究员薛方表示，企业碳排放、生态修复等绿色维度数据尚未系统性嵌入传统征信系统，生态信用短板亟待补齐。依托生态信用这一量化评判标尺，把企业降碳、减污、扩绿等生态履约表现转化为可量化、可追溯的生态信用信息，能够为碳金融、转型金融等产品创新提供坚实的支撑。天眼查显示，我国企业绿色融资需求增长显著，在储能、租赁及小微企业绿色转型等领域，仅靠政府资金和银行信贷是远远不够的，亟需直接融资市场的深度参与。钱立华认为，我国需加速推动证券、资管、基金等行业的绿色金融发展，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绿色低碳企业、项目以及重大关键技术提供股权投资支持，与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一起，共同形成我国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的完整金融生态。推动市场中除银行业金融机构之外的信托、基金、证券等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提供丰富的绿色信托、绿色基金、绿色股权投资等，以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工具，满足“双碳”领域多元化的金融需求。预防“漂绿”“洗绿”《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将“增强金融风险防控能力”列为重点任务。刘锦涛表示，绿色金融不是无风险的，绿色低碳转型过程本身就面临新的风险形态：一类是物理风险，比如极端天气、洪涝、高温、台风等对企业资产、供应链和保险赔付造成冲击；另一类是转型风险，比如碳价变化、环保标准提高、产业政策调整、技术路线替代，可能导致部分高碳资产盈利下降甚至变成“搁浅资产”；还有一类是声誉和合规风险，如果金融机构支持的项目存在“漂绿”“洗绿”问题，不仅会影响资产质量，也会损害机构公信力。专家认为，在绿色金融业务覆盖领域不断拓展的背景下，金融机构要重视金融风险，逐步将潜在的隐患纳入风险管理视野，在此基础上完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体系。随着绿色金融服务低碳转型的深度不断提升，监管部门也对金融机构风险识别、计量和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吴倩茜表示，增强金融机构风险防控能力的核心要求是把绿色金融风险防控嵌入客户准入、授信“三查”、产品定价和压力测试等关键环节。吴倩茜表示，接下来，增强风险防控能力，要提升风险识别的前瞻性。对高碳行业客户，应重点审查其转型路径、技术改造计划、资金用途、阶段性减排目标和信息披露质量，防止落后产能扩张被包装为转型项目。刘锦涛建议，金融机构应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和资产组合碳核算，逐步把气候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监管部门要加强信息披露、第三方认证、绿色金融统计和市场秩序维护，从而推动绿色金融既支持绿色转型，又避免在快速扩张中积累新的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26年第一季度）》显示，3月末，绿色贷款同比增长17.6%。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低碳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当前，绿色金融支持低碳转型效果如何？还存在哪些薄弱环节？记者就有关问题采访了业内专家。优化机制补短板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将绿色金融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之一。为加大对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支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2025年年初联合发布《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将“深化绿色金融机制建设”作为重点任务，意味着绿色金融竞争的核心不只是产品竞争，还包含制度能力和专业能力竞争。此外，《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统一适用于各类绿色金融产品，有助于做好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等产品标准衔接。随着我国绿色金融的激励约束机制持续完善，我国绿色信贷正呈现规模化、高速化发展态势。2026年一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1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兴业碳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钱立华表示，在约束机制方面，我国主要构建了绿色金融相关统计制度和金融机构绿色金融相关评价制度，主要面向银行金融机构，以带动我国绿色信贷持续规模化发展。激励机制方面，人民银行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货币政策陆续出台，包括将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纳入人民银行合格抵押品范围，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等，也促进了绿色金融市场规模增长。我国绿色金融快速发展的同时，实践中面临的一些挑战仍不容忽视。中央财经大学双碳与金融研究中心业务执行负责人吴倩茜表示，当前制约绿色信贷投放的短板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标准与数据尚未完全打通，金融机构容易出现“能认定、难核验”“能投放、难评价”的问题；二是项目组织和场景转化能力不足，政策要求难以转化为可审查、可授信、可持续的金融业务；三是激励约束协同性仍需提升，绿色项目正外部性突出，前期投入大、回收周期长，仅靠商业信贷难以完全覆盖风险收益缺口。推动绿色资金规模优势转化为企业转型实效和环境提升绩效，金融机构更需“投得准、管得住、有效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锦涛表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已从规模扩张过渡到质量提升，绿色金融的关键是通过制度机制把金融资源持续、精准、安全地引向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领域。比如，通过完善绿色金融考核评价，把绿色金融的“量”与“质”结合起来，不只看贷款余额，还要看减排绩效、资金投向、风险表现和可持续性。推动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第三方认证机构之间的合作，真正把绿色金融从单一融资工具升级为绿色转型的制度基础设施。创新产品与服务“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并进一步强调“有序推进碳金融产品和衍生工具创新，健全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考核评价体系，鼓励提升绿色低碳领域投资比例”。刘锦涛表示，这表明绿色金融已进入从单一信贷支持向综合金融服务转变的新阶段。过去绿色金融主要依靠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等传统工具，解决了很多清洁能源、绿色交通、节能环保项目的融资问题。面向“十五五”时期，绿色转型的融资需求更复杂，既包括新能源、储能、电网等增量产业新增投资，也包括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消费、气候适应等领域。目前，我国绿色金融市场以间接融资为主，绿色信贷余额占我国绿色金融规模的比例较大，还需拓宽各类主体融资渠道。此外，部分金融机构的产品同质化较为普遍，很多机构仍以绿色贷款为主，碳市场、绿证等环境权益的金融属性和发展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刘锦涛表示，加快金融产品创新才能更好适配低碳转型需求。创新转型产品，大力发展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转型债券、碳减排绩效挂钩融资等，将融资成本与企业减排目标、能耗强度、碳强度下降相连接，支持传统产业边生产、边改造、边降碳。首都师范大学信用立法研究中心研究员薛方表示，企业碳排放、生态修复等绿色维度数据尚未系统性嵌入传统征信系统，生态信用短板亟待补齐。依托生态信用这一量化评判标尺，把企业降碳、减污、扩绿等生态履约表现转化为可量化、可追溯的生态信用信息，能够为碳金融、转型金融等产品创新提供坚实的支撑。天眼查显示，我国企业绿色融资需求增长显著，在储能、租赁及小微企业绿色转型等领域，仅靠政府资金和银行信贷是远远不够的，亟需直接融资市场的深度参与。钱立华认为，我国需加速推动证券、资管、基金等行业的绿色金融发展，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绿色低碳企业、项目以及重大关键技术提供股权投资支持，与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一起，共同形成我国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的完整金融生态。推动市场中除银行业金融机构之外的信托、基金、证券等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提供丰富的绿色信托、绿色基金、绿色股权投资等，以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工具，满足“双碳”领域多元化的金融需求。预防“漂绿”“洗绿”《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将“增强金融风险防控能力”列为重点任务。刘锦涛表示，绿色金融不是无风险的，绿色低碳转型过程本身就面临新的风险形态：一类是物理风险，比如极端天气、洪涝、高温、台风等对企业资产、供应链和保险赔付造成冲击；另一类是转型风险，比如碳价变化、环保标准提高、产业政策调整、技术路线替代，可能导致部分高碳资产盈利下降甚至变成“搁浅资产”；还有一类是声誉和合规风险，如果金融机构支持的项目存在“漂绿”“洗绿”问题，不仅会影响资产质量，也会损害机构公信力。专家认为，在绿色金融业务覆盖领域不断拓展的背景下，金融机构要重视金融风险，逐步将潜在的隐患纳入风险管理视野，在此基础上完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体系。随着绿色金融服务低碳转型的深度不断提升，监管部门也对金融机构风险识别、计量和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吴倩茜表示，增强金融机构风险防控能力的核心要求是把绿色金融风险防控嵌入客户准入、授信“三查”、产品定价和压力测试等关键环节。吴倩茜表示，接下来，增强风险防控能力，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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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管理你的核心业务，这真是一剂难吃的药。我们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墨菲表示，虽然底特律汽车制造商需要重新思考在中国的经营方式，但美国电动汽车领导者特斯拉的情况略有不同，与传统的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相比，特斯拉在电动汽车零部件方面拥有大约1.7万美元的成本优势，这有助于该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使其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汪品植）

　　在会见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时，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表示，希望国泰集团发挥优势，和新疆共同运行好直航航线，不断提升吸引力和可持续性。着眼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拓展双方互利合作，助力新疆经济社会加快发展，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用好新疆区位优势，积极开拓中亚等区域市场，实现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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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官网介绍，四川绵阳是我国重要国防军工和科研生产基地，邓稼先、于敏等9位“两弹一星”元勋和成千上万的科技精英在这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1. 　　针对目前的旱情，河南省水利厅于6月14日17时将水旱灾害防御（抗旱）Ⅳ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并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旱情，科学精准调度水利工程，加强灌溉用水管理，细化落实各项供水保障措施，确保城乡居民饮水安全，最大程度减轻干旱灾害损失。
2. 　　农业农村部派出3个由司局级干部带队的工作组和7个科技小分队，赴河北、山西、江苏、安徽、山东、河南、陕西7省，指导各地做好抗旱准备和应对工作，保质保量完成夏收夏播。
3. 　　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强调，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劝和促谈，坚定不移，一以贯之。为此，中国和巴西最近联名发表了关于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强调遵守局势降温三原则，即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同时呼吁各方坚持对话谈判、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反对使用核武器、反对攻击核电站、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
4. 　　世界经济论坛官网17日刊文称，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中国车企生产的电动汽车占全球电动汽车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而在这一市场上，墨菲和其他分析师认为，美国车企当下很难抵挡中国自主品牌的实力。墨菲说，消费者现在对中国自主品牌的“忠诚度”很强，尤其是在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超过100%的关税后，这种“忠诚度”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烈。
5. 　　李鹏新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鹏新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6. 　　对抗旱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印发《关于做好当前抗旱工作的紧急通知》《关于切实做好抗旱播种保苗工作的紧急通知》等文件，就抗旱播种、田间管理、旱情监测、水源调度等提出要求。严格落实以气象预报为先导的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组织相关部门滚动开展旱情会商，分析研判旱情发展趋势。及时启动省级抗旱应急四级响应，14个省辖市先后启动本地区抗旱应急响应机制，全省进入抗旱应急状态。
7. 　　靳东，1976年出生于山东省，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国家一级演员，曾获得“青年五四奖章”先进个人、“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等荣誉称号。他还是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8. 　　兰州和乌鲁木齐之前都只有一条跑道，因起降架次多，乌鲁木齐一直是国内最繁忙的单跑道机场之一。扩建后可以极大缓解这几座机场的现有压力。

　　详细剖析两个企业补税案例，也能一定程度上消除上述担忧。枝江酒业之所以被要求补缴8500万元消费税，直接原因是审计部门发现问题，税务部门据此执行。

　　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13日表示，英方有关制裁是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主义行径，中方坚决反对，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英国政府罔顾国内国际民意，不断火上浇油，助长战事延绵不绝、生灵涂炭，致使和平更加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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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鲁木齐不缺国际和地区航线。2024年，乌鲁木齐机场累计运营定期客货运输航线共240条。其中，国际定期客运航线26条，与高加索地区三国与中亚五国实现全部通航，通航中亚航点数量为国内十大枢纽机场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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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我们也能看到这些举措，中国推出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有不少是长期执行的制度性政策。比如为消除重复征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增值税基本税率从17%降至13%；个人所得税也通过扩大税率级距、增加专项附加扣除、提高起征点，实际降低了税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