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清晨六点二十分，城南旧菜市场刚拉开卷帘门，卖粥的女人已经把煤炉搬到巷口。她五十多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围裙，左手握着长勺，右手不停往锅里添水，米粒在锅底翻动，热气把她的额发打湿。摊位前没有招牌，只有一只旧搪瓷碗扣在木箱上，碗底写着“操姨”两个字，是附近住户多年前给她起的叫法。她不急着招呼客人，先把第一锅粥盛进保温桶，再把剥好的茶叶蛋平码在铁篮里。六点半，送孩子上学的父亲停下脚步，要一碗白粥和一个鸡蛋；七点，穿工装的清洁工拎着塑料袋来买两份，边等边看手机；七点二十分，市场里卖鱼的老周把一张十元纸币压在碗边，说中午再补零钱。女人记得每个人的口味，谁要稀一点，谁不放葱，谁只买半碗，她都不用再问。锅里的粥从滚烫变得黏稠，街对面的早餐店开始播放音乐，公交车一辆接一辆驶过，车轮碾过昨夜留下的水洼。她把摊前的地面又拖了一遍，顺手捡起一根掉落的芹菜叶，抬头时，第一缕阳光照到保温桶的金属盖上。邻近店铺的年轻伙计喊她操姨，她回头应了一声，把刚出锅的粥递过去。九点左右，市场里的喧闹散开，她坐在木箱旁吃自己的那份早饭，碗里只放了几粒花生和一点咸菜。手机响了三次，她没有接，只低头数着当天收来的硬币，再把煤炉火调小。巷口有人推着车经过，车上堆着新到的青菜，轮胎擦过她摊边，留下两道湿痕。她起身让出位置，等车走远，又把小桌往里挪了半尺，继续洗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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