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晚上八点四十分，陆家嘴一栋写字楼的一层大堂，林婧坐在靠近旋转门的长椅上，膝盖上放着一台银色笔记本电脑。她三十二岁，在附近一家广告公司做项目经理，刚从十七层下来，等同事把修改后的合同送到前台。大堂里只剩几名保安、两位保洁员和零散的外卖骑手。玻璃门外，车流贴着路面缓慢移动，雨水把红色尾灯拉成一条条细线。林婧没有点开社交软件，屏幕上是一份客户提案，标题改了三遍，第二页的预算表还缺一个数字。她左手按住纸质会议记录，右手在键盘上敲字，停顿时会抬头看一眼电梯口。前台旁边摆着一排共享充电柜，绿色指示灯在夜里很醒目。一个外卖骑手进门取餐，问清楼层后匆匆转身；门开合的几秒，冷风把林婧桌边的便利贴吹落到地上。她弯腰捡起，顺手把写着“明早九点”的那张贴回电脑边。八点五十七分，同事从电梯里出来，手里拿着盖章文件，鞋面沾了水。两人没有寒暄，只核对页码、签字位置和附件数量。林婧把合同装进文件袋，给客户发出一封邮件，又在工作群里留下交接说明。发送成功后，她合上电脑，拎起帆布包，站在门口看了几秒街景。这样的职场电影式夜晚没有配乐，只有空调风声、打印机偶尔启动的声音，以及大厅电子钟跳到九点整时发出的轻响。她走进雨里，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母亲问她到家没有。林婧回了一个“快了”，随后把手机放回口袋，沿着写字楼外的人行道向地铁站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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