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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十点四十分，滨河路公交站还亮着一盏白灯。四十八岁的周梅把保温桶放在折叠桌上，正给一名穿灰色工装的男子装豆浆。男子刚下夜班，手里攥着两枚硬币，鞋面沾着细灰。他没有急着走，站在站牌旁吹了几口热气，等豆浆凉一点。周梅的摊子只有一张桌子、两只保温桶和一个蓝色塑料箱。桌角压着手写纸牌，纸牌上写着久久要，下面标着热豆浆三元，咸粥四元。字是她下午用黑色水笔写的，笔画粗细不一，边角还留着折痕。十点五十分，一辆公交车驶过站台，车轮带起一层水雾。车上没有人下车，周梅抬头看了一眼，又低头擦桌面。她说，收摊时间不固定，要看最后一班车上的人多不多。她每天傍晚六点半从附近小区推车出来，先烧两桶豆浆，再煮一锅小米粥。豆子泡了一夜，早上磨好，下午重新加热。她不在摊位上摆椅子，买东西的人大多站着喝完。一个拎着保温饭盒的年轻女人经过时，停下来问还有没有无糖豆浆。周梅打开桶盖，用长勺搅了几下，说还有半桶。女人扫码付钱，又从包里拿出一只玻璃瓶，请她帮忙灌满。周梅把漏斗压在瓶口，动作很慢。夜风把纸牌吹得轻轻晃动，久久要三个字一会儿贴近灯光，一会儿沉进暗处。十一点零五分，灰衣男子把空纸杯放回桌上，向周梅点了点头。他说今晚路上有点冷，热豆浆正好。周梅没有接话，只把桌上的硬币收进铁盒。远处传来公交车进站的提示音，她重新戴好围裙，站到保温桶旁。站台边的人又多了两个。她掀开桶盖，白气很快漫过了那块写着久久要的纸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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