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杭州10月20日电(林波孙琳茹)“良渚的价值远不止‘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更在于它呈现了一种与两河、古埃及不同的文明生长方式——因稻作而重水，因治水而聚合，又在玉器与祖先崇拜中沉淀出一套独特的精神秩序。”在第四届“良渚论坛”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王巍接受专访时如是说。对比全球早期农业文明，两河与古埃及依托麦类农业走向复杂社会，长江下游则走了一条稻作之路。王巍把这条路径的独特性首先归结为“水”的双重性。10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王巍接受中新社专访。孙琳茹摄“稻作农业需要灌溉系统，对水源有高度依赖。但长江下游除了依赖水源，还要面对水害的预防。”王巍说，正是这种“用水”与“防水”的双重压力，催生了良渚大规模的水利系统。考古证据显示，早在申遗成功前，良渚古城外围已确认11条堤坝，总库容约4600万立方米，相当于3个西湖，人工堆筑土方量达288万立方米，是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系统和公共工程。王巍进一步指出，水利系统的修建不是孤立的工程行为，它的背后是稻作农业较高的产量所支撑的人口规模。“水稻有灌溉之利，产量高于北方粟作，也高于依靠自然降水的小麦。人口繁衍起来了，才有可能组织起这样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在王巍的逻辑里，良渚的“水”不仅是一种生态条件，更是一条从农业剩余到人口聚集、再到国家能力的因果链。如果水利系统是良渚文明的“硬骨架”，那么玉器与祖先崇拜则构成了它的“精神底色”。王巍把中国史前玉文化的演变划分为两个阶段：距今9000年至6000年期间，玉主要被当作美的载体；到距今6000年以后社会分化逐渐加剧时，玉器成为等级身份和礼制的标志。良渚文化中玉琮、玉璧和统一神徽的普遍出现，正说明一个跨区域共享的信仰体系已经形成。这种精神秩序与西亚、埃及等有着差异。“在西亚、埃及，太阳神崇拜占据主导。在中国，始终以对祖先的崇拜作为祭祀的核心内容。”在王巍看来，玉器从“石头”升格为“礼器”，祖先崇拜从家族记忆扩展为社会整合机制，这条精神演化的线索与稻作—治水—人口聚合的物质线索相互缠绕，共同构成了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的独特面貌。海外学界曾长期把中国史前文明视为孤立发展的案例。王巍并不回避这一点，但他强调，“自成体系”与“开放吸收”并不矛盾。科技考古提供了过去难以想象的证据。他提到，DNA研究已经证明，黄牛和绵羊的饲养是伴随着西亚小麦一起传入中国的；冶金术也大概率经西亚、中亚传入。他强调，关键不在于“传入了什么”，而在于“传入之后发生了什么”。他说：“我们从西亚学来了冶金术，但很快发展出用陶范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而西亚长期是用石范制作武器和工具。陶范铸造催生了夏商周以青铜礼器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在王巍眼中，中华文明的形成始终是一个“本土生长”与“外来因素再创造”同时发生的过程：小麦、黄牛、绵羊进入中原，与本土的粟黍栽培、家猪饲养、酿酒技术相遇，共同拼合出“六畜兴旺”的生业格局；而中国的粟黍栽培、丝绸、陶瓷和玉器传统也持续向西传播。“交流互鉴自古以来就有，张骞通西域是打通了官方渠道，但在此之前的民间，技术交流已经有很久远的历史。”他说。良渚遗址发现至今已有90年，但在王巍看来，文明探源远未到可以停步的时候。“已经解决的是‘良渚是不是文明’，尚未充分展开的是‘良渚是怎样一种文明’。”他提出了一串待解的问题：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内，长三角地区究竟是在一个统一的王权之下运作，还是各区域以联盟的形式共奉良渚为“盟主”？上海、苏南等地发现的高等级墓葬同样随葬玉琮、玉璧，这些地方精英与良渚古城之间是隶属关系还是同盟关系？“良渚文化内部的这种机制，所谓的中央和地方、王权和联盟，很多细节还有待深入研究。”王巍坦率地说，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国家形成机制，目前的研究“还没有进展到那么深的程度”。在王巍的视野里，良渚既是一把尺子，丈量出长江下游稻作文明在世界早期文明中的独特位置；也是一扇窗口，让人看到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在本土根基与外来刺激的交织中，走出了一条既不封闭，也不依附的自己的路。(完)-->
北京时间2026年2月23日消息
省应急管理、农业农村、水利等部门成立由25个厅级干部带队的工作组和27个专家组，分片包市深入一线、深入基层，对各地水源调度抗旱播种、抗旱保苗等工作进行督促指导，及时协调解决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各地也积极采取行动，组织人员力量全面开展抗旱。
8月28日上午，中国煤矿文工团召开干部大会，宣布文工团领导任命决定。经文化和旅游部研究决定，任命靳东为中国煤矿文工团（中国安全生产艺术团）团长。
适度超前也有面向未来的考量。李瀚明表示，最近几年，国内长途旅行取代了一部分出国游的需求。西北是国内长途旅行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新疆、青甘大环线等热度居高不下。西北遥远，高铁也不发达，更依赖民航运输。此外，西安和乌鲁木齐还有建设国际航空枢纽的需要。
2月3日，记者从2026年海淀区春节文化活动
中央要求谋划新一轮财税改革，税制改革是重头戏，未来增值税、消费税、个税等主要税种还将有进一步改革举措。笔者呼吁，在税收征管不断强化的同时，为促进企业、个人实际税负维持在合理水平，未来税制改革应当统筹考虑降低名义税率。
陈政高于1970年担任辽宁省海城县革委会政工组办事员；1978年任大连海运学院团委书记；1982年任辽宁省大连团市委常委、学校部部长；1985年任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副县长；1988年任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常委、副区长（主持工作）；1993年任辽宁省大连市副市长；1997年任辽宁省省长助理；1998年任辽宁省副省长；2003年任辽宁省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2008年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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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综合报道]“一段时间以来，比亚迪、吉利等中国自主品牌的崛起给不少外国汽车品牌带来压力。”美国CNBC网站18日报道称，美银证券汽车产业分析师约翰·墨菲当天在美国汽车媒体协会有关活动中表示，美国底特律三巨头（即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斯特兰蒂斯）应“尽快”退出中国市场。他同时警告说，美国三大车企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削减开支，尤其是在内燃机业务方面，因为这是目前利润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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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因地制宜、科学抗旱，河库灌区及时开闸放水，增加流量，采取疏通渠道、维修涵闸等措施，做到远送多浇、有水可浇；引黄灌区根据抗旱需水情况，及时开闸放水，争取多引黄河水；平原灌区发挥机电井作用，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机井通电，并组织投入各类排灌机械179.4万台，努力增加抗旱播种面积。丘陵岗区利用坑、塘、堰、坝等小型水利工程组织抗旱播种。夏播以来，全省累计抗旱浇水7977.3万亩次，播种进度与常年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