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四十分，城南旧客运站旁的便利店还亮着白灯。一个穿灰色工装的中年男人坐在门口塑料凳上，脚边放着一只掉漆的保温桶，手里攥着两张皱巴巴的纸票。他叫老周，白天在附近商场做夜间保洁，收工后要赶一班开往北郊的慢车。车站改造后，原来的候车厅关了，临时站牌挪到高架桥下，发车时间也从零点五十分改成一点五十五分。老周没有进店，只在门口借着灯光看手机。屏幕上是一张家庭群里的照片，照片里，女儿抱着刚学会走路的孩子，站在出租屋的窄阳台上。店员每隔几分钟推开玻璃门，问他要不要热水。老周说不用，保温桶里还有半桶小米粥，是下班前从员工餐厅带出来的。凌晨两点，街上的车明显少了，桥面传来货车压过接缝时的闷响。老周起身活动肩膀，把纸票重新折好，随后走到站牌旁查看线路。站牌下蹲着一只花猫，见人靠近便钻进废弃的广告牌后面。两点十分，慢车仍没有出现，老周给司机打电话，听了几句后把手机贴在耳边没有说话。电话挂断，他回到凳子上，对店员说，前方修路，车要晚半小时。店员从货架上拿来一盒临期面包，按原价算给他，又倒了一杯温水。老周接过面包，撕开包装，只吃了两口，剩下的放回保温桶旁边。他说自己每周有四晚这样回家，早班的人六点到岗，若坐不上这班车，就只能在站边熬到天亮。附近写字楼的保安换了岗，清扫车从路口慢慢驶过，刷子卷起一小片湿叶。两点四十二分，一辆没有亮顶灯的中巴车停在桥下，车门打开，司机探出头喊了一声北郊。老周拎起保温桶，向便利店员点了点头，登车前又回头看了一眼那盏白灯。车开走后，门口只剩一只空纸杯和被风吹动的塑料袋。深喉来自这座城市最安静的时段，记录的不是奇闻，而是一个人怎样把一天的疲惫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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