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德国社会如何更好理解当代中国？——专访德国汉学家、历史学家、波恩大学教授培高德马秀秀德国汉学家、历史学家、波恩大学教授培高德(CordEberspächer)长期聚焦中国近代史、中德关系及西方对中国认知等研究议题。他近日在接受“东西问”专访时指出，中国在德国公共话语中的形象呈现出历史阶段性变化，而德国社会对华认知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距离”的影响。在培高德看来，德国在“中国能力”建设方面仍具潜力。为帮助德国社会更好理解当代中国，既需要改进传播方式，也有赖于两国在更加平等、开放的基础上加强交流互动，缩小认知差距。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历史上，中国在德国公共话语中的形象主要经历了哪些阶段性变化？这如何影响德国社会，尤其是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培高德：近代以前，德国对中国缺乏清晰概念，那时认知多为想象。17世纪以来，随着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宫廷，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通过与耶稣会士通信，获取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信息，后来发表《中国近事》。一般认为，中国由此首次被视为可与欧洲相提并论的文明。这种相对正面、理性的评价延续至18世纪，在康德等思想家那里也可以看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随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兴起，欧洲自我意识发生变化，西方文明被视为独一无二且优于一切，中国形象被贬低，诸如被描述为“停滞”“落后”，中国人也被赋予负面道德标签。同时，泛指整个东亚的“黄祸”话语兴起，将中国塑造为西方的威胁。这一观念在20世纪通过文化符号具体化，诸如傅满洲等形象，且在其他流行文化中反复再现。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仍普遍被视为贫穷、冷战体系中的共产主义形象。随着中国开始恢复对外联系，以及西德逐步恢复外交关系，变化才出现。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形象逐渐变得更加多元和正面，但仍带有“异域性”。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被视为机遇、合作伙伴，人们认为必须与中国合作、必须在中国投资。2010年后，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形象再次转向负面，“危险”叙事强化。不过近年又出现一定回暖趋势，“伙伴关系”再次被提上日程。总体来看，这一演变呈现出周期性波动，而一些深层刻板印象具有持续性，容易在特定情境下被激活。负面的中国形象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距离”产生。那些真正去过中国，或者有中国朋友的人，他们的看法通常要更加多元、正面。2025年2月11日，德国赴华留学生王帅来到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一村落，了解大龙制作技艺，参与客家游龙闹元宵活动。此前德国强调提升“中国能力”。从您的研究视角看，主要动因是什么？当前德国在这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面临哪些挑战？培高德：德国频繁讨论“中国能力”，主要有两大动因：一是部分与中国打交道的人已经意识到“中国能力”重要，必须更多了解中国，才能与中国恰当交往；二是人们普遍认识到，德国对中国的认知远远不足，甚至呈现出两国之间的认知不对称，普通中国人对德国的了解往往多于德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同时，中国虽然是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力量之一，但在德国教育体系中相关内容仍寥寥。在大约2015年前后，就有一系列报告明确指出，德国需要更多的“中国能力”、为什么需要，以及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提升这种能力。但实际上进展非常有限。德国确实推出了一些项目和倡议，例如“中国教育网络”(BildungsnetzwerkChina)以及德国联邦教研部的“KoWinChi”项目等，在高校层面推动中国研究与认知。但总体来看，这些多为区域性、项目化探索，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支持。德国“中国能力”建设仍面临政策层面投入不足，一方面口头强调要提升“中国能力”；另一方面却不愿为此投入足够资金；其次，高层有的决策者本身对中国了解有限，影响政策推进；再次，部分社会声音因认为中国具有威胁性而主张减少接触，甚至不再培养任何“中国能力”。不过，从社会层面看也存在积极基础：德国公众对中国的兴趣正在上升，尤其在青年群体中更为明显。我在讲座、授课时的一些经历表明，很多人也意识到自己对中国了解不多，而且有学习意愿。因此可以说，德国在“中国能力”建设上潜力存在，但尚未被充分利用。2026年2月26日，德国总理默茨率近30位德国经济界代表组成的高级别代表团，在浙江杭州参访中国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您曾提到，中国文化对德国社会的吸引力正在增强。您认为这种趋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其背后原因是什么？培高德：德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确实在上升，但主要集中在特定领域。例如文化协会或孔子学院等开展的茶艺、书法等中国文化活动，往往很受欢迎。同时，中国文化也逐渐进入大众文化领域，例如电子游戏等。这被认为是塑造整体形象的重要途径，类似韩国通过K-Pop实现文化传播的路径。相比单一的严肃、教育式传播，娱乐性强、有吸引力的内容更容易激发兴趣与学习意愿。这种兴趣增长主要源于当代中国的重要性。过去20年里，中国的“存在感”显著增强，无论关于商品、基础设施还是在媒体报道层面，中国元素几乎无处不在。中国的高度可见性，使其不再被视为遥远或只是“异域”的存在，人们自然会产生想进一步了解的意愿。您长期从事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对于德国社会如何更好理解当代中国，您有哪些观察或建议？培高德：首先，在对外传播上，应让中国更具“吸引力”，以更加幽默、有趣、开放、轻松的方式呈现自身。比如，中国驻德国杜塞尔多夫总领馆曾举办过一场新年音乐会，无锡民乐团在演出中用中国传统乐器演奏了爵士乐。最后还演奏了一首包含中国和欧洲旋律的混合曲。这种出乎意料的安排让人印象深刻。因此，大众文化和公共表达是重要切入点。同时，应更多借助熟悉德国社会的本地力量，加强沟通与合作，避免脱离受众的单向设计。当地时间2026年2月22日，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馆在杜塞尔多夫音乐厅举行中国农历新年招待会暨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对于德国社会而言，应保持开放和兴趣，多一些“莱布尼茨式”的精神。当前主要问题在于：一是德国过度依赖既有叙事，缺乏真正开放的学习意愿；二是缺乏从中国视角看待世界的能力，忽视其自身立场与利益。因此，德国民众应真正接触中国，尝试从对方角度思考。此外，还需要加强反思。德国及欧洲仍隐约存在一种殖民思维，认为自身是“好的”“文明的”，要把文明带到世界各地，却又在对方接近时视其为威胁。对此，双方应以更加平等关系看待彼此。只有对等基础上的互动，才能实现可持续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受访者简介：培高德。受访者供图培高德(CordEberspächer)，德国汉学家、历史学家、波恩大学教授。曾任杜塞尔多夫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2010-2020)。研究领域：中国近代史、中国与全球化、中德关系、军事与海军史以及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代表作品：《1842-1911年德中关系注释源》(Prussia-GermanyandChina,1942-1911:Anannotatededitionofsourcematerial)、《欧洲、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知识交流和现代化进程》(KnowledgeExchangeandModernizationProcessesbetweenEuropeandChinaandJapanl)等。中国科学院“科学家精神大讲堂”宣讲钱学森、于敏科技报国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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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近些年受经济下行、大规模减税降费、楼市土地市场低迷等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受到一定冲击，而刚性支出有增无减。在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也有更大的动力加强征管，查漏补缺，依法依规征收该征收的税费。当然，税务部门也要同时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坚守不收“过头税费”红线。
2019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到推动体育赛事职业化，支持发展体育经纪人队伍，挖掘体育明星市场价值。2019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关于对国家队运动员商业活动试行合同管理的通知》等限制运动员商业活动的规定被废止。曾文莉认为，即便如此，目前国内体育经济的价值还有待充分释放。她对已走上职业化道路多年的网球充满希望，认为网球市场可能是一个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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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情况，通用汽车高管表示，企业对扭转中国市场的销售局面仍有信心，他们希望旗下新能源车型能在中国市场继续发力。据彭博社报道，通用汽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玛丽·博拉此前表示，“当你观察中国市场时，会发现它与5年前有很大不同。我们希望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参与到这个市场中。”尽管在中国市场份额占比不大，但斯特兰蒂斯也看好中国市场，并“入股”中国车企。去年10月，斯特兰蒂斯宣布与中国零跑汽车成为全球战略伙伴，并向后者投资15亿欧元。
路透社13日称，新制裁包括衡水元展贸易有限公司和总部位于香港的恒邦微电子有限公司，理由是它们涉嫌或曾经参与“破坏乌克兰稳定”或“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美国之音”称，衡水元展贸易有限公司和香港恒邦微电子有限公司此前已被美国财政部制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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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西安机场旅客吞吐量4703.04万人次，排名全国第11位；乌鲁木齐机场旅客吞吐量2776.57万人次，排名全国第18位。西安去年GDP为13317.78亿元，排名全国第21位；乌鲁木齐去年GDP仅为4502.16亿元，排名全国第7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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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强调，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劝和促谈，坚定不移，一以贯之。为此，中国和巴西最近联名发表了关于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强调遵守局势降温三原则，即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同时呼吁各方坚持对话谈判、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反对使用核武器、反对攻击核电站、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