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半，东城区一间临街咖啡馆还亮着暖黄色的灯。靠窗的位置坐着三十二岁的林遥，她穿一件深蓝色外套，面前放着半杯已经凉掉的美式咖啡，手边是一只磨旧的帆布包。她没有刷手机，也没有和店员聊天，只把笔记本电脑打开，在邮件页面里反复修改一段话。窗外，晚班公交驶过积水路面，车灯照在玻璃上，像一条短暂的白线。店里只剩三张桌子有人，吧台后的年轻店员擦着杯子，偶尔抬头看一眼墙上的时钟。林遥在这家店附近上班，平时六点多就离开办公室，今天却为了整理一份旧项目资料留到深夜。她说，白天的消息太多，真正想说的话总被会议和电话挤到后面。屏幕上那封信的收件人，是她大学时的室友，两人已经三年没有见面。信里没有长篇回忆，只有几件近况：换了住处，母亲学会了用视频通话，阳台上的薄荷在冬天活了下来。她写到一半，停下来翻帆布包，从里面拿出一张褪色的电影票。那是她们毕业前一起看的最后一场电影，票根背面还留着当年的座位号。林遥把票根压在键盘旁，重新读了一遍文字，然后删掉开头那句客套的问候。她改成：“最近好吗，我在今晚想起你。”这时，店员提醒她还有十分钟打烊。她点点头，把信又看了一遍，点击发送。邮件标题写着玛雅发信，像一个临时起意的暗号，也像给多年沉默留出的一扇小门。合上电脑后，她没有立刻起身，而是望着街对面亮着灯的洗衣店。滚筒不停转动，几件白衬衫在玻璃后缓慢翻滚。凌晨一点五十，她拎起帆布包走出店门，冷风把围巾吹到肩后。手机很快震了一下，她低头看见对方只回了四个字：我也想你。她站在路边笑了一下，随后沿着安静的人行道往地铁站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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